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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我是范雨素》一文刷爆朋友圈?

发布时间:2017-04-28 11:08|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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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我是范雨素》一文刷爆朋友圈?

《我是范雨素》一文为何会刷爆朋友圈?

豹怒的希璐塔恩答菊小丸子:

若你和我一样从小读着《故事会》和《读者》长大(或许更当代的版本已是《中华诗词大会》和《朗读者》?),范雨素的走红事实上并不会令人太过惊讶。她的身份构筑起文章的最核心意义,多数人则时刻找寻着投射自我姿态的容器,而如此亲切的笔触,对于再多的人来说都不会造成任何障碍。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象征”的接受度都要远好于个体经验真正的复杂呈现,随之,则又会将这种由“原型”激发出的怜悯与感动反过来投注到单一的个体身上。我们爱看身残志坚者的爱情,也愿意相信其貌不扬的选手,唱功有着额外的加成,至于一位农民工兄弟的诗朗诵,则必然散发出超越音韵字句的自然之味。而与这些“市井语法”相比,范雨素有着更加“普适”,更加“脱俗”的一面,这是一则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以“文学”作杖争取话语权的当代传奇,其中涉及的城乡结构、阶层固化、教育不公、亲情大爱,更足以让她的受众大大向上拓展。最有意思的一点正在于,那个被她视之如敌,总觉得对方“高高在上”,俯视着她的“非苦力群体”,在面对这篇作品时所展现出的热情与敬意,恰恰令她自己都感到始料未及。“感动流泪”只是最“一般”的评价,“老天爷赏饭吃,其他用笔吃饭的人应当感到羞愧”才是许多“专业人士”的普遍心声。现代文明早已千疮百孔、败絮其中,被遗弃的群落中反倒葆有着诗意与美德,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喜欢,不是吗?

尤其是,在“心态平和”的表象之下,无论作品还是访谈中,范雨素的“斗争姿态”其实从未缺席。除了常常提到的“高高在上”,她会这样记录她遇见的女雇主——“女雇主比男雇主小25岁。有时我半夜起来哄小婴儿,会碰到女雇主画好了精致的妆容,坐在沙发上等她的老公回来。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脸比那个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够了苦,不作无用的奋斗。”对于民工子弟学校,她这样说道——“我心想,这倒霉催的教育部,谁定的这摧残农民工娃子的政策呢?报纸上说,教育部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下面的学校虚报人数,冒领孩子的义务教学拨款。可教育部为什么不弹劾吏治,非要折磨农民工的娃子?”关于农村(妇女)现状,她更是深有体会——“如果把这几十年的新闻连起来看,你会发现,在没有农民工进城打工之前,就是约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闹三上吊嘛。自从可以打工,报纸上说,农民女人不自杀了。可是又出现了一个奇葩词汇,‘无妈村’。农村女人不自杀了,都逃跑了。我在2000年看过一篇‘野鸳鸯最易一拍两散’的报道,讲的是异地联姻的农民工婚姻太脆弱了。逃跑的女人也是这样异地联姻的女人。”关于人的物化,女儿的例子也远比钻研西马的教授那些理论更能引起共鸣——“后来,大女儿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顾后,在14岁那年,从做苦工开始,边受苦,边学会了多项手艺。她今年20岁,已成了年薪九万的白领。相比较同龄的丁建平、李京妮,因为没有亲人为他们求告老天爷,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当然,虽然年薪只有一万八千元的差距,她依旧认命自己是个“靠苦力吃饭的人”,多数人,也乐意看到这样一位坐拥“道德先手”的人来替自己发发牢骚。

范雨素提到她买了郑晓琼的诗集,其中的一首《田建英》让她感动流泪——“田建英是一个从四川来的捡瓶子的中年妇女,她有好几个孩子,孩子的命运基本上都特别悲惨。有共鸣。”而她事实上在文本层面比郑晓琼做得更好,那些“嫉妒她爆红的作者”,或许确实忽视了她说故事的技巧,及概念更替的手段。比如写到“要当文学家的大哥哥”,实物兑换的冲击力远胜单纯的抒情——“大哥哥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钱,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著。没有了粮食,我们全家都吃红薯。”而关于母亲的段落,大致遵循的是这样的逻辑——“我快抑郁症了——靠想母亲来防治——因母亲是好人——但村里拆迁好人被打——是不是看到弱者就要欺侮她呢?——我和女儿决定要做个好人”。因之她的作品会给人提供某种“特别的广度”,并将那些不能被诋毁的“绝对价值”擦洗干净后重新摆出。

正如她在事后强调,她渴望的社会是个“平等”的社会,特别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应当被平等对待,同样尊敬。而一旦你去追问,“艺术家”与“劳动者”究竟在何种层面上实现平等是合理的,人权的平等与艺术的平等是否遵循着不同的逻辑,这句口号也就失去了“震荡人心”的魅力。她特别搬出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那个马什么的《我有一个梦想》’”来试图说明底层参与的重要性,这在审美意义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任何社会的进步不可能仅仅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甚至,在知识领域讲求“平等”,人类必将原地踏步,一事无成。此外,“普通人”也有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去对抗荒芜”,一味强调“文学的救赎”,无疑也与“平等”的宗旨略为相悖。

“我是XXX”这一句式,本身隐含了被忽视者渴求关注的意味,正如我极为尊敬的,毕生致力于为底层人民发声的英国导演肯·洛奇,新作便也定名为《我是布莱克》。只是布莱克即便在官僚机构的重重阻挠下几至无法生存,也依旧为自己的身份与工作感到骄傲,并乐于帮助友邻,为她们做好看的风铃和实用的书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围观范雨素,甚至有目的地去撺掇她“争取话语权”的行为,才是残忍的,严重的。范雨素的演出已暂告一段落,现在轮到彼时激动转发的我们来想想,自己能否也为世间留下点“风铃与书架”。

责任编辑:金子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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