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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的中国处女行:Hunting Hanhan 作者/Tim Struby

发布时间:2015-03-27 15:11|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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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和诗人们往往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并不在目标的达成,而在于对过程的体悟。不过我保证说这话的上古智者们从没有过从纽约直飞广州的特殊体验。经历了连续二十四小时的飞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海难生还者,而且是漂浮在海上好几个月才被救起。不过这还没结束,我还要在机场排着长得令人绝望的队等我的行李。在我终于得以走出机场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可以扔进车流中洗个热水澡,吃个饭,再睡个觉。
不过当我的翻译兼导游Jenny脸带笑容来迎接我的时候,我的心情终究还是宽慰了不少。她大致是属于矮胖型的身材,一直笑呵呵的,似乎在她的脸上看不到忧愁。八年前,Jenny从佛山来到了广州,她做过工厂里的职员,不过最终还是凭着多年苦学的英语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不得不提的是,我还是花了一番心思才找到了一个满意的翻译。我本来以为会有好几百个人抢着给我做翻译,因为在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但我错了。当我在谷歌里打上“广州”和“翻译”两个关键词之后,我只找到了二十几个名字和对应联系方式。等我把那些名字看上去就像骗子和妓女的人删除后,名单上只剩下了Jenny。好在她还是挺靠谱的,因为在到中国之前,她能够保持与我的顺畅联系。而且之前别人对她的服务评价似乎也不错。还有就是她的英语,尽管不是最好,不过也完全够用了。在接机之后,Jenny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开始聊起我这次超长时间飞行。突然,Jenny的眼睛里闪起了光亮,她那神情像极了一个在圣诞节早晨期盼着礼物的孩子。她问我:“我们明天真的要去,要去见他了吗?”
“他”就是我这次中国之行的全部理由。说实话我之前并不知晓他,直到2011年秋天的一个周日下午,我在《纽约客》杂志上偶然看到了一篇名为“大韩王朝”(The Han Dynasty)的文章。我其实一直自诩为是一个能通晓古今中外全球大事的人。比如我能很轻易地在地图上指出东帝汶的位置,我也能以阿拉伯人的语音语调准确读出“艾哈迈德•内贾德”这个名字。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会对“韩寒”这号人物一无所知呢?我立刻联系了我老板,也就是全美销量第二的体育类报刊《ESPN杂志》的主编。我向他说明了这个特别的“韩寒”。他汇集了作家,博客写手,冠军车手等不同身份于一身。在介入社会和政治议题的问题上,他的号召力似乎是唯一能与拳王阿里(Muhammad Ali)当年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来相提并论的运动界后辈。主编似乎听出了我想去采访他的意思,立马点头说:“走。”
在Jenny的帮助下我入住了白云希尔顿,一座巨大崭新的宾馆。在房间里我很快就睡着了,结果就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就醒了。没事,反正我还有很多活儿要干,于是我又爬进被窝里用我的电脑。这次陪伴着我的中国之行的不仅有我的Macbook Air,录音设备和笔记本,还有对中国深深的疑惧。在我启程前的几个月里,我和几个曾经去过中国的朋友熟人聊过。他们告诉我,我可能会在机场被扣留,住的房间可能经常被排查,电脑里的数据可能会被窃走,手机也可能被阻隔信号。甚至,我可能会被人跟踪。我一个老朋友就特地提醒我,她以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电脑不离身,甚至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都带着。还有个朋友煞有其事地告诉我,千万不要在他人目光所及的范围内在自己的电脑上输密码。带着对这所有一切的妄想,我只好蜷缩在床边,眯着眼来打字,钻在被窝里写Email。是的,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傻,有点疯。但是这点不快与被扔进劳改所相比算什么呢?
临别之前,我母亲嘱咐我在中国出差的时候不要忘了给家人朋友寄信,所以我来中国第一天就想起要上街买一些明信片和邮票。穿梭在广州的街巷,我试着让自己沉浸到纷繁琐碎的街景中去,沉浸在那些喧闹声,甚至是这里特有的气味中去。是的,我在试图体会这座城市最为真实的气息,那些我在美国的旅行手册和纪录片中所看不到的东西。说实话,我对广州,对中国了解不多。我知道这里是制造业的天堂,但对这里的人,这里的文化,这里的生活方式,我都几乎没有概念。要知道,美国一直擅长通过电影,音乐和书籍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但是我们并不那么乐于接受别的国家的文化。小时候,我对中国的唯一概念就是母亲养的中国西施犬,还取名为“杜甫李白”(相信我,作为美国人,如果家里养的狗是以两位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话,你会面对周围人无穷无尽的戏谑和嘲弄)。稍大一些后,我也在高中里老师讲过毛泽东以及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兴起,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之后在大学四年的政治学专业学习过程中,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完全可以用一个手数出来。
那么,我究竟在广州的街巷上体会到了什么?燥热,湿润的空气,密集的人流和车流,怪异的声音和气味。一切让我惊愕与惶恐,更让我着迷和着魔。这座都市让我觉得渺小,轻微,还有最重要的:异类。不过好在我有Jenny。她带我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商场。这是一个四层楼的零售天堂,熙熙攘攘,整个两楼都是卖电子产品。她领着我买了一部手机和SIM卡(我其实对Jenny的砍价水平表示怀疑,尽管我的老板和公司会为我的手机买单,但是原则上她应该知道要把价钱砍到零售价以下)。下午三点,我因为时差还没调过来而开始犯困,我很想躺在广州的人行道上睡一觉。于是Jenny把我拉回了宾馆,我就晕乎乎地回到了房间。在不停地在CCTV的综艺节目、CCTV新闻和CCTV电视剧之间来回切换频道的之间,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式奔赴韩寒参赛的拉力赛现场。一行人有Jenny,我们的司机Wu,还有绮颖,一个为我报道跟踪拍摄的摄影记者。如果不堵车的话,从广州城区向西行40分钟应该就能到广州国际赛车场了。来中国前,我仔细了解了在中国开车究竟是怎么一个状况。当时我觉得中国司机恐怖的驾驶风格完全是被夸大了的。但是,实地体验后,我很遗憾发现那些传言都是事实。在高速公路上,汽车转弯一般不打方向灯,卡车会无缘无故地突然停下,到处都能看到各种交通事故。我突然想到高速公路的建筑工人。我打赌,当时他们在这里施工的时候,每周至少能死一个人。
“Wu”,我通过Jenny来问我的司机,“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对吧?”
他笑笑,确定地点了下头。于是我马上系好了安全带。
整整90分钟之后,我们到了几乎空无一人的赛车场。此时距离中国房车锦标赛第六轮开赛还有三天,各支队伍也都才刚刚到达这里。韩寒还没有出现,不过我不担心。下午韩寒肯定和他妻子Lily一起过来。为了打发时间,我到韩寒的“上海大众333”车队的工作间,和其他车手和工作人员打了个照面。我在潜意识里一直提醒自己决不能去赛车场的厕所方便(作为一个西方人,我只习惯坐着上厕所,而不是蹲着)。我还觉得浑身燥热,所以只能坐在他们工作间的一张沙发上吹空调。一小时后,我被告知韩寒错过了他应该上的航班。他妻子的解释说因为韩寒每天的工作安排实在太满了。我不相信:我觉得他可能只是睡过头而已。安排的采访被推到明天对我再好不过,因为我时差还没倒过来,此时已经困得要死。于是我让司机Wu开车拉我回市区。我知道这意味者又一次的惊魂旅程,所以我只能闭上眼,幻想一下我的床。
不过回到宾馆后,我睡不着了。下午五点,我晕晕沉沉地跑下楼,在宾馆酒吧里喝了杯睡前酒。一个漂亮的酒侍把一盘坚果放在了我面前。她胸前的牌子写的名字是“Lisa”,虽然取了个英文名字,但是她几乎一句英文都不会。我点了一瓶啤酒,一瓶威士忌,被要了120块人民币。谁说中国货便宜来着?之后我随便在酒吧里逛了逛,发现服务员胸牌上都写着George, Sarah, Tom, Greg, Andy。我开始觉得有点生气: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几乎渗透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但中国显然觉得我们不会读他们的中文名字。
第二天早上,我又在赛场里闲逛了几个小时,不过我终于见到他了。一辆丰田卡车停在大众333车队的工作间旁边,随后韩寒从车上下来了。本来我还期待看到一票经纪人、助理、保镖围着他,我又错了。韩寒的背后就跟着一个人,就是他妻子Lily。在他们径直走入车队工作间的瞬间,我却突然犹豫了一下。我知道韩寒对媒体并不感冒。一个月前,我问韩寒的助理是否能在这轮比赛后在他上海的办公室采访他,他助理说不能。为了显得自然一些,我在车队工作室外又晃了一阵,脑子疯狂地运转着。我该说些什么?我该卖弄一下刚学的两句中文吗(你好、谢谢)?一会儿采访时间会不会不够?TMD,为什么这赛车场那么潮湿那么热!
我终于进了他们的工作室。我看到韩寒和Lily坐在一个沙发上,他正用iPhone发着短信。我先冲上去和Lily打了个招呼,跟她介绍了自己。她听完,用手肘轻轻推了推韩寒,跟他耳语了几句。韩寒马上站了起来和我握手。作为一个体育杂志记者,我自然以赛车作为开场白,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因为韩寒不但开始说话,他甚至变得滔滔不绝。我猜之前媒体对他的采访有99%是聚焦在他的写作上。他估计被逼着每天谈论着同一堆作品,同一堆话题,然后吐出同一堆回答。讨论赛车的事对他来说恰好是一个放松。15分钟过后,他妻子Lily过来拉了拉韩寒的衣袖。他还有另外一个媒体采访。不过韩寒已经停不下来了,他饶有兴致地和我说起他赛车的改装升级的细节,他教练在鄂尔多斯比赛时发生的事故,以及他当年在拉力赛场上第一次胜利的体验。最后Lily只能强行把韩寒从我这里拖走。我对此并不在乎。我所有的焦虑感都消失了。虽然我还没摆脱时差综合症,但是我开始确信我会有个好故事。
在广州的最后几天和之前的日程差不多。大多数时间我都消磨在赛车场里继续跟踪韩寒,我慢慢觉得韩寒这个既有名又有钱的人物在生活中很平易近人的。韩寒当时得了重感冒,不过和我一聊还是几个小时。他有洞见又不乏幽默,常自省,又会调侃现实。如果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像这个中国的作家赛车手一样,我的工作就轻松多了。每天晚上,我还会在白云希尔顿的吧台上喝酒,而我通常也是那儿唯一的顾客。我开始慢慢觉得我和Lisa已经有了默契,可能只是我喝多了。
周日是正式比赛日。预想中盛大的比赛最后却变为了不温不火的小打小闹。这场房车赛完全没有在全美赛车冠军赛和F1方程式赛车大奖赛中能看到的那种电光火石般的盛况。我觉得看这场比赛本身还没有坐上一辆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上飞驰的车刺激过瘾。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赛车竞技刚处于起步阶段。二十年后,这里的观众数可能会从2000名变为200000名。作为在总积分榜上领先的车手,韩寒在比赛开始就很轻易地就将自己的排位提到前三,不过比赛过半之后,他的赛车突然熄火了,他只有选择退赛。我以为他会因此感到沮丧,没想到他只是耸了耸肩,一副坦然的样子:酷。
第二天早上,我离开了广州。不过我并没有回纽约,而是去上海。我觉得他们大概是有点喜欢我,韩寒和他妻子欣然答应了我在上海松江的办公室继续采访。飞上海的时候,我搭乘的是一架全新的空客380的飞机,这飞机的体积和白云希尔顿酒店差不多。我很高兴能够离开广州,不仅是因为我在希尔顿酒吧的惊人花费,虽然这的确已经快让我的钱包一文不剩了。此外我更期待中国之行的第二站,因为之前我听到大家对上海的疯狂热爱 - 历史风情,美食,夜生活,上海女人。并且我联系上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一个已经在上海住了四年的澳洲女孩。她表示愿意带我周游上海。说英语的同胞终于相聚了!
当我们跨越东海大桥的时候,上海展现在我面前的景象已然开始让我兴奋了。钢筋、玻璃、混凝土。即使坐在出租车里都能感受到活力,就像我的家乡纽约。我立马摇下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气息——不过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的眼睛感到了灼烧感,我大口咳嗽和喘气,感觉像一个煤矿工人。之前我听说过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但从没有想到这么严重。与这里的空气质量相比,纽约的空气纯净得就像热带岛屿一般。
我的出租车停在了静安区的JIA Hotel。宾馆很摩登,也很亲切。这里晚上6-8点大堂的饮料是免费的,太完美了。我去到了我的房间,放下行李,坐在桌前打开了我的电脑。这次上网,我没有躲在床单下面,也没有特意遮住我在电脑上输入的密码。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周了,我似乎还没有有过被跟踪的经历,我电脑数据完好,手机信号也从未被墙。
我出门探索上海,马路拥挤,空气温润,让人充满期待的一天。让我不爽的是,我并不是一个观光客。我不会带张地图,去坐旅游巴士,或者站在历史建筑前拍照。这不是说我不喜欢好的博物馆,我挺喜欢。只是如果要了解当地的文化,我需要活生生的事物。人,在马路上,酒吧里,或是咖啡店里的人,我想听他们在说什么,学习。不过在这里,没有翻译、语言不通的我不能叫出租车带我去他最喜欢吃午饭的地方,不能指望能和上海人坐在一间咖啡屋里自由聊天,也不能在书店里到处浏览。除了在宾馆,机场的售票台,其他地方到处充满了我不能跨越的语言障碍。在我之前离开JIA的时候,门房给了我一张写有宾馆中文名称和地址的卡片。他说如果我迷路了,拿着这张卡去问路人,他们会知道怎么回到这里。太好了,他怎么不给我几片尿布,给我一个奶头吸着?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小时后,我回到了我的宾馆房间,点了送餐上门的服务,然后继续看CCTV的综艺节目。
那天晚上时来运转,我终于盼到了我的救星,那个澳洲姑娘Hannah。我们在茂名路上一家叫Grumpy Pig的小饭馆见面了(当然我让宾馆大堂的工作人员在一张卡上写了这家餐馆的中文地址,然后我再把这张卡给我的出租司机看)。我们一起喝完鸡尾酒,吃完饺子后,Hannah向我描述了她在上海的日子:每天拼命工作,拼命玩,钱,政治,还有夜生活。她说这是一座属于未来的城市:年轻,活力,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这些词似乎在过去也经常被人们用来描述纽约。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去了Cotton Club酒吧,位置就在以前的法租界的中心。在这个酒吧里,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女人对着她的中国观众唱着美国的蓝调歌曲——如果这就是Hannah所描述的“未来”,那么算上我一个。我和Hannah的一些上海朋友见了面,我们边喝酒边聊天。我终于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开始了解中国了。等所有活动都结束之后,我依然情绪亢奋,我告诉Hannah不用把我送回宾馆,我自己能找到回去的路。我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对司机说“家宾馆”,用刚学了很久的发音说道,又指了指大致的方向。不过司机皱着眉头看着我,摇摇头,嘴里嘟哝着什么。我只能拿出宾馆给的那张写着中文地址和名称的卡,递给他。“噢”,他点了点头,之后发动引擎朝着我的目的地飞驰而去。不用“尿布”日子到此为止。
第二天下午,带着几片缓解头痛的阿司匹林,我和绮颖,我的摄影师,一起奔赴松江。我们慢慢开到一个住宅区内,马路蜿蜒,绿树夹道,两旁都是全新的建筑。直到两年前,韩寒还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这里变成了韩寒的「一个」杂志的编辑部。韩寒又迟到了,把他杂志的四个工作人员(其中两个是从之前的《独唱团》杂志开始就与他合作的同事)都锁在了编辑部大楼的外面。这几个工作人员就像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看上去都比我新潮,比我好相处得多。他们会主动给我尝月饼,跟我分享韩寒的八卦(比如说他永远“准时”迟到等等)。
终于,韩寒和他妻子Lily来了。对着这两个真诚友好的人,我实在是发不出任何脾气。等大家都进入大楼之后,韩寒和他的下属们马上钻进了他们的办公楼的核心区域——一个约八米长十米宽的房间,中间摆着一张黑色的长桌,桌上摆着六台黑色的台式机,另外墙上挂着一台黑色的平板电视。看到这一切,我由衷地被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感动了,不过之后发现我又错了。这间房间不是他们讨论杂志的发展策略和搜集故事的地方,而是他们组团打游戏的地方。他们开始打PS3游戏,是一场英格兰国家队和阿森纳的足球比赛。他们不停地狂呼,呐喊,以至于到后面兴奋得不停地拍手,击掌。我对他们熟练的游戏技巧的感受不仅是佩服,更多是惊恐,因为我感觉他们似乎已经把半辈子的时间花在打游戏上了。况且,这个足球游戏还不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他们最喜欢的是《使命召唤》)。
二十分钟之后比赛结束(0比0),这时。开始干正经事了,韩寒,Lily和「一个」杂志的员工们一起聚集到一个角落里开始讨论。他们的讨论热烈,有活力,话题不停地在流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插嘴打断前一个人的说话。他们的讨论完全不像是一个国王和他属下的对话,而更像是一群人在平等地交换想法。他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一个」杂志的iPhone客户端亮相的细节:什么时候上线?怎么样引起最大的轰动?员工们大笑着,争论着,交流着。虽然我没办法理解他们讨论的内容,但是我抓住了重点:那就是自由的气氛。这和我这些年在美国参加的数以百计的编辑讨论会基本没什么区别。等他们会议结束后,我又跟进问了他们几个问题,绮颖还在我提问的时候拍了几张照片。在这期间,韩寒一直很友好。其实,在这四天与他的接触中,他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过一丝的厌烦,不快或是恼怒。他也没有回避或者拒绝回答我的任何一个问题。不过我也不想过度消耗他的热情。我和Chi Yin向工作室的各位告了别。我们向Lily和韩寒的友善表示感谢。我心里有一种感觉,我以后肯定还能再跟他们见面。
第二天,打包好了我的行李。明天我就回到我在纽约的公寓了,又一轮时差综合症,耶。在我下楼去结掉我在宾馆住宿的账单时,一个叫Tom的前台工作人员还特地祝我旅途愉快。他问我要去哪儿,我说我要回家了,回纽约。他笑了,点了点头,再没别的表示了。在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这一整趟旅行中,我遇到的中国人里没有一个问起我的纽约。以前我去每一个国家的时候,当地的人们都会问,你怎么能在这么拥挤的一个城市里生活的?坐地铁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你现在还会被那么多摩天大楼吓到吗?你遇到过Carrie Bradshaw(《欲望都市》女主角)吗?
我对中国人的这种奇怪表现的第一反应?我很生气。我想,中国人太无礼,或者是他们就是嫉妒。因为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显然是这个星球上最有魅力的一群人。
我仔细想了一下,也许之前的观点是武断的。中国人可能没有无礼。相反,他们太有礼貌了,问这些模糊的个人意见,可能某种程度上说,有点多管闲事。不符合礼节。
我从房间拎着我的行李下楼。JIA Hotel的门童帮我把行李抬出大堂,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当我钻进出租车的那一刻,我想到了答案。这一切跟礼节没有关系。中国人不问我关于纽约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关心。我不是说他们不关心美国人(可能是这样),只是他们已经很明白纽约的生活方式会是怎么样的了。和他们讨论纽约,就像是问一条鲤鱼,“在池塘的生活怎么样”一样。此刻,我幻想如果我会说中文,我和现在的这位出租司机的对话会是这样的:
司机:“所以你是从纽约来的?”
我:“对,纽约其实是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方,非常大。”
司机:“就像上海一样?”
我:“嗯,对。那里真的每天熙熙攘攘,因为几百万人在纽约生活,一直很繁忙。”
司机:“就像上海一样?”
我:“唔,好吧。不过我们还有摩天大楼,有地铁,有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还有最吸引人的都市文化。”
司机:“就像……”
我:“好好好,我懂了,我懂了。”
出租车门关上了。司机通过后视镜盯着我看,等我发话。
“Pudong”,我说,“Airport。”
他笑了。我不再需要写着中文的卡片,他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

Tim Struby 作家,ESPN撰稿人 译者:卢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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