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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 作者/[美]张彤禾(张坤、吴怡瑶译)

发布时间:2015-03-29 21:01|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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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碰到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女孩,你会马上探探她的底细。你哪一年的?你们相互打听,好像谈论的不是人,而是汽车。一个月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费多少?你可能会问她是哪个省的。你根本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在工厂里交个真心朋友不容易。十二个打工女孩睡一间房,在狭小的宿舍里你得守住自己的秘密。一些姑娘进厂的时候,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从不会告诉别人她们的真名叫什么。一些姑娘只跟老乡谈,但是这也有风险: 很快八卦从厂里传到村里,你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挣了多少,存了多少,有没有跟男孩子出去约会。
 
当你真的交到一个朋友,你什么都会为她做。如果朋友辞职了,没地方住,你会让她跟你挤一个铺,即使一旦发现就会被罚十块钱。如果她上班的地方离你很远,你会起个大早坐几小时的公车去见她,虽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会为了陪你而请假一天——这次罚款就一百块。你可能会留在你不喜欢的工厂干活,或者离开一个自己喜欢的厂子,都只是因为朋友要你这样做。朋友之间每个星期都会互相写信,虽然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觉得这太幼稚了。她们会发短信沟通。
 
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发工资那天是一个月里最棒的一天。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糟的一天。辛苦工作那么长时间,却恼火地发现就为了一些蠢事被扣了那么多钱: 某个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某次请了半天病假,制服从冬装换成夏装而不得不额外付钱。一到发工资那天,大家都挤到邮局寄钱回家。刚出来的打工女孩更热衷于寄钱回家,但是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笑她们。一些打工女孩给自己开了存钱的户头,尤其是交了男朋友的那些姑娘。大家都知道哪些姑娘特别会存钱,存了多少钱;当然也知道哪些是最会花钱的主儿,那些抹着亮闪闪的唇膏,拿着银色的手机,戴着桃心坠子项链,有很多双高跟鞋的准是。
 
打工族总是说要走。老板要工人做满六个月,就算半年到期了也不一定保证同意离职。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在工厂手里;未经许可就走人意味着失去两个月的工钱,得到别的地方从头来过。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打工生活。进厂容易,出来难。
 
要找好工作的唯一办法是辞掉手头的活。面试必须占用工作时间,一旦录用估计要马上开始干活。辞职也最能确保找到新工作: 要有地方吃饭睡觉,这种急切的需求逼得人立刻就得找到工作。打工女孩们经常一窝蜂地辞职,人多胆子大,大家发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厂,虽然结果往往不太可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吕清敏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她姐姐在深圳的工厂打工,去那儿坐公车要一个小时。她的朋友散布在中国沿海南北各处的工厂,但是敏——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并没有和她们联系。这跟自尊有关——因为她不喜欢打工的地方,就不告诉别人她在哪里。于是她在她们眼前消失。
 
她打工的厂子叫佳荣电子制品厂,这家香港公司生产闹钟、计算器,以及显示世界各个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表。2003年3月,敏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厂子看起来挺体面的,大楼贴着瓷砖,庭院里铺着水泥,金属的伸缩式大门紧紧关闭。这种好印象直到她被录用并进到厂里面才有所改变。十二个工人挤一间睡房,上下铺紧挨着厕所;屋里又脏又臭。食堂的伙食也不好: 一顿只有一荤或一素,米饭和一碗寡淡得跟水似的汤。
 
流水线上的工人从早上八点连续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个小时,另加两顿饭的休息时间——而工人们连续很多星期每天连轴转。有时候周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时间了。工人一个月挣四百块,算上加班费接近八百,但工钱总是拖欠。工厂雇了一千人,大部分是女的,要么是十几岁刚出来干活的,要么是三十岁以上的已婚妇女。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才是打工世界的精英,工厂雇不到这些人,从这点你能看出这家厂的档次。敏一想到未来十年每天都要坐在流水线上就充满恐惧。她才十六岁。
 
一进厂她就想走,但是她发誓要撑半年。吃点苦对她而言是好的,眼下的选择余地也很有限。合法的打工年龄是十八岁,虽然十六七岁也能干点儿工时不那么长的活儿。通常那些毫无顾忌违反劳动法的工厂,就是敏说的“最黑的工厂”,才会用她这样年纪的孩子。
 
敏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过了十七岁生日。她请了半天假,一个人逛街,买了些糖果,然后自己一个人吃了。她不知道别人都玩些什么。进城前,她对到底什么是工厂没什么概念。她模糊地将工厂想象为一个社交场所。“我还以为在流水线上班会好玩,”她后来说。“我以为会是很多人一起做事,大家一边忙,一边聊天,一起玩。我以为会很自由,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上班不许说话,说话罚款五元。上一趟厕所限制在十分钟以内,还得填表签字。敏在质检车间,电子产品在流水线上传递到她面前,敏要确定按钮正常工作,塑料零件咬合紧密,电池扣牢。她不是模范工人。她不停地聊天,和流水线上的其他女工一起唱歌。坐着不动让她觉得像鸟入牢笼,所以她经常跑去厕所,就为了看一眼窗外的青山。青翠的山让她想到家。东莞这座城市置身于亚热带的青山翠谷里。有时候,仿佛只有敏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工厂加了一条规定,工人每四小时才能去一趟厕所,违者罚款五元。
 
六个月后,敏去见老板,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她说她要走,老板不同意。
 
“你在流水线上表现不好,”敏的老板说,“你瞎了么?看不明白?”
 
“就算瞎了,”敏反驳道,“我也不给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打工。” 
 
第二天她翘班以示抗议,结果被罚了一百块。第三天她又去见老板,再次要求辞职。他的反应让敏有些意外: 老板要求她留下来干活直到春节放假,也就是再干半年,她可以拿回工厂欠她的头两个月工钱。敏的老板认准了她会留下来。春节之后打工者像潮水一样涌进东莞这样的地方,那时候找工作竞争最激烈。
 
一番抗争之后,敏的老板对她态度好一点了。他几次怂恿她考虑留下来,甚至谈到让她升职做车间文员,虽然就算升职也不会加工资。敏还是坚持要走。“你的厂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青春,”她跟老板说。她在附近的一个商业学校报名上电脑课。晚上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出晚饭时间,去上几个小时的课,学打字,学电脑制表。大部分打工族觉得自己反正没受过多少教育,上这种培训班根本就是白搭,但是敏不这么想。她觉得,“学总比不学要好”。
 
她打电话跟家里说想辞职。她的父母在农村种着一小块地,还有三个更小的孩子在读书。父母反对她跳槽。“你总是想东跳西跳,”她爸爸说。女孩子不应该心思这么活络。他要敏安生待在一个地方,存点钱。
 
敏觉得这个建议不太高明。“别担心,”她说,“我会自己管自己。” 
 
现在她在工厂里交到了两个真心朋友,梁容和黄娇娥,她们都比敏大一岁。敏去上课的那些晚上,她们会帮敏洗衣服。这是个没完没了的活儿,因为工人只有几套衣服。下班后那些闷热的夜晚,女工们总是排成长龙从宿舍的洗手间来回地提水。
 
一旦你有了朋友,打工的日子就能开心一些。好不容易晚上不用上班,三个姑娘不吃晚饭直接去玩滚轴溜冰,然后回工厂看一部夜场电影。入冬之后,没有暖气的宿舍里姑娘们冻得睡不着。敏会拉着朋友们去院子里打羽毛球,直到身体热起来再回去睡。
 
2004年的春节在1月下旬。工人只放四天假,时间不够他们返乡再出来。敏几天都待在宿舍里,两天内给家里打了四次电话。假期结束之后她又去见老板,这次老板放她走了。敏跟梁容和黄娇娥说她要走的时候,她们俩都哭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这是两个唯一知道敏要离开的人。她们求她留下来。她们认为别的厂子条件不会更好,走不走最后都一样。敏不这么想。
 
她答应两个姑娘找到新工作拿到薪水之后就回来看她们。敏那天走的时候,背包里塞了衣服,还有厂里还她的头两个月工资。她没带走毛巾和铺盖;那些东西虽然是花钱买的,但是哪怕再多看一眼,她都觉得无法忍受。
 
流水线上的十个月里,敏寄回家三千块钱,交了两个真心朋友。
 
她本应该感到害怕。但她只知道她自由了。
 
在吕清敏的老家,几乎所有人都姓吕。村子里住了九十户人家,每户有一小块地,种水稻,油菜和棉花。清敏家种了三亩地,大部分的收成供自家吃。
 
她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未来就已定型,这是农村生活的核心信条所决定的——每家必须有个儿子。敏的妈妈先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终于才得了个儿子。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初几年,大多数农村都执行得很潦草。但五个孩子终究是不小的经济负担,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生活的花销上去了。作为老二,敏得承担很大一部分经济负担。
 
她不喜欢上学,成绩也不好。她记得自己惹的麻烦不断。她爬到邻居家的树上偷李子,被抓到就是一顿打。有一次她妈妈喊她干杂活,她不肯。“家里那么多人,为什么非让我干?”妈妈拿棍子追打她,赶了几百米。
 
敏很会玩。她学游泳,学开卡车,特别喜欢滚轴溜冰,受伤也不让妈妈知道。“有多少种摔法,我全都摔过,”她说。“但是你不能老想着要摔跤。”敏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有一年夏天,爸爸租了一辆卡车,敏和他开着车在乡下卖自家种的西瓜。他们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里。这是她最美好的记忆。大多数农民工会把自己的老家和贫困、落后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告诉别人老家的村名。但是敏进城这么久了,还是会谈到她的老家,似乎老家是个美好的地方。
 
90年代末期,敏的父母都出去打工给孩子挣学费。她爸爸在沿海一家鞋厂打工,但因为身体太差不得不打道回府。她妈妈也出去过一年。敏在附近县城的中学住读,周末回家给爸爸和弟弟妹妹们洗衣服做饭。
 
村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敏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她的姐姐桂敏到东莞的工厂打工。不久,敏中考落榜,父母也想把她送出去打工。桂敏给家里打电话,竭力说服他们让敏继续上学。桂敏说,自己打工挣的钱能帮着付学费。爸妈同意了,敏上了两年中专,也由此成为村里学历最高的人——比姐姐还高,多亏了桂敏牺牲自己的学业,帮衬家里的结果。
 
2003年的春节桂敏回了老家,走的时候带着敏一起出去。敏还有一个学期才能毕业,但是她想省了学费,直接去找工作。离开家乡让她很兴奋,敏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没见过工厂。“我想早点出来,学点东西,见见世面,”她说。
 
在东莞,桂敏给敏租了一个便宜的旅馆房间,帮她在一个做液晶显示器的日本工厂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儿做了一个月就离开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待过,寂寞得受不了。她回到旅馆,在另一个工厂找到了工作,但是没去上班。姐姐愿意继续帮她付房钱,但敏觉得自己变成了姐姐的负担。在公交车站,她看到一张招工传单,有一家电子产品工厂要招流水线工人。她打了广告上面的电话——有不少骗民工钱的假广告——接电话的人告诉敏怎么到工厂。她坐了三个小时的巴士,来到了东莞的东南角,就是佳荣电子厂。敏在这里一个人艰难地度过了一年。
 
敏踏进工厂的那一刻,就意识到这地方还不如她甩掉的那个日本工厂。但是现在想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要姐姐帮忙。她已经习惯了自己处理事情——这样更好。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给他们的流动生活下定义。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个城市并不让农民工轻松过日子。出力气的活工资很低,往往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每月四百五十到六百元。工作时间常常超过每周四十九小时的法定上限。受伤,生病,或者怀孕,都没人管你。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人兴趣不大;他们的工作就是让工厂老板开心,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但是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在忍气吞声。从家里出来进厂打工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也是尝试一种探险。是自尊,而非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里: 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认失败。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
 
农民工是农村里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更上进。城里人叫他们“流动人口”,仿佛在说一群漫无目的的乌合之众,但是大多数农民工离家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工作目标,也有已经摸着门道的亲戚或者老乡陪伴。而且,如今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不再是种地出身,而是从学校出来。种地其实只是他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
 
人口流动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意外产物。1958年,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登记系统,给每个居民分配了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城市居民能享受安排工作、住房,获得粮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配给票券;农村居民无法享受这些特权,只能困在土地上。
 
70年代晚期,政策改革允许农户在市场上出售一部分收成,而不必全部上交国家。农业产量突飞猛进。忽然间,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出现了各种食品供应,农村居民也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在城市里生存。1984年政府下令允许农民在小城镇定居;流动不再以违法犯罪论处。人口加速迁移,1990年,全国已有六千万流动人口,其中大多数奔向飞速发展的工厂和沿海城市。
 
如今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他们在工厂打工,餐馆里服务,工地上干活,开电梯、送快递、当保姆、带孩子、收垃圾,美容理发,站街接客,几乎所有活都是农民工在干。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农民工人数占到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一百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三倍。
 
但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现实反应得太慢。多年来,农民工必须躲着城里的警察,一旦被抓到没有居住证就得罚款或者遣送回原籍。终于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呼吁给予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 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
 
外出打工正在抽空农村的年轻劳力。在农村,耕地收粮食的都是年迈的男女,他们一边种地,一边还要照顾年纪尚小还在读书的小孩。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寄回家的汇款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最大来源。但是挣钱不是出去打工的唯一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案例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极端贫困,而是无所事事。责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附近的县市则鲜有工作机会。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
 
 
 
许久以后,敏还记得她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形,有些细节像梦一样让她难以解释。2004年2月的一个周日上午,敏已经从佳荣电子厂辞职了,她去了人才市场,在那儿待了四个小时。敏很紧张。她什么都没带。她找工作的全部策略可以浓缩为四个字: 放低目标。她参加了五六个招聘文员的公司面试。文员要会打字,接听电话,填写表格,发送文件,接待来客,倒茶;文员是办公室阶级体系里等级最低的人。“你不能想找规格太高的公司,”敏后来说,“那样会被拒绝,很快就失去信心。”
 
在奕东电子公司的摊位上,一个招聘员要看敏的简历。她从没想过要准备一份简历。招聘的人让她在一张申请表上填写工作经历。她连笔都没带,于是那女人借给她一支笔。那个女人对着敏微笑。“我也不知道。她就对我笑。大概就是吧。”就这样,敏后来会翻来覆去地回想这一天,试图揭开这改变命运瞬间背后的谜。
 
那个女人让敏去工厂再参加一轮面试,但是敏没有去。那地方太远了。但是在奕东电子总部,一个叫李朋杰的经理在翻看报名表,他的目光停在敏的那份表格上。李朋杰注意到敏的字写得很好。
 
按中国传统看法,书法是一个人教养的标志。好的字迹体现出一个人良好的修养和文学造诣。书法也能暴露出一个人性格中的弱点。但是李朋杰心里想的比较实际: 他需要一个文员管理厂里设备的文件,而文件都是手写的。在这个制造手机接口和背光灯的工厂里,书法这门古老的手艺最顶事。
 
李朋杰用手机给敏的表哥打电话——敏自己没有手机。他让敏来参加一个三小时的面试。
 
首先,电脑考试就弄砸了。“别的姑娘电脑懂的比你多,”李朋杰跟敏说。
 
他问敏都有哪些工作经验。
 
“我没干过这个,”她说。“我没有经验。”
 
然后他给她一份笔试卷子,她写得不错。李朋杰告诉敏,她被录取了,他是敏的新上司。李朋杰让敏把东西收拾一下,当天搬到厂里来。
 
这份工作来得太突然,敏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当她离开李朋杰办公室的时候,她忽然冲口而出:“那么多人都想要这份工,”她对新上司说。“为什么你选了我?我什么都不懂。”
 
“你很直,”他说,“而且你比其他人都诚实。”
 
 
 
第二天敏成了设备部门的一名文员。她的部门负责追踪管理冲床、磨床、轧床这些做手机零件的机器。一本厚厚的文件夹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状况和历史,就像一个哑巴病人庞大的病历。敏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件按顺序整理好。八个工人一间房;一餐伙食包括米饭,三菜一汤,有荤有素。办公时间一天十个小时,有时候周六或周日休息。敏一个月赚八百块,是她过去那个工厂基本工资的两倍。
 
三个星期后,我第一次遇到敏。她矮小结实,一头卷发,眼睛乌黑,目光敏锐。像许多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一样,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小。她可能十五岁,或十四岁,甚至十二岁,像一个穿着工装裤和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盼着长大。她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对世界无所保留,神情里充满着孩子的怡然自得。
 
我是在一个叫林雪的朋友家里见到敏的。林雪为一家杂志撰稿,杂志的目标读者是打工族。我之前跟林雪说起我在给《华尔街日报》写一些有关年轻打工女孩的文章;林雪的妹妹在工厂打工,还邀了一位同事一起来,她就是敏。那个时候我见过许多打工族,对敏这样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
 
“我从湖北的农村出来,家里五个孩子,我老二,”她对我说。“父母是种地的,家里条件不好。”
 
“我跟我姐姐一起出来,她去深圳了。我们想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她说。
 
她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
 
“为什么不能?”我问。
 
“因为我们总是吵架,”然后她笑了起来。
 
敏什么事情都愿意说。她不像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很显然她挺喜欢讲自己的故事。我对她好奇,她对我也同样好奇: 敏后来告诉我,她那天来林雪家是因为想“看看美国人长什么样”。我唯一担心的是她可能太安稳了——手上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或许她生活里最戏剧性的一段已经过去。其实我完全不需要担这个心。
 
我们认识的那天,敏跟我说她的人生规划。她要在东莞工作七年,寄钱回家以报答父母养育她成人,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观念: 孩子要报答父母,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等她二十三岁的时候,欠父母的恩情已经还清,她就会回到老家,找个人结婚。
 
她那天心情很好。她已经“从车间里出来了”,就像打工族说的,跨过了干脑力活和干体力活之间的阶级界线。“上帝还是公平的,”她说。“他让我辛苦了一年,但是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始。”她刚满十八岁,却已经是开创新生活的专家了。
 
 
本文选自张彤禾新书《打工女孩》

张彤禾,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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