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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之间 作者/周嘉宁

发布时间:2015-04-08 19:08|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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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下午。
我和朋友约在东湖路的“新元素”见面。因为是下午,店堂里没有什么人。为什么要见面已经忘记了。朋友刚刚从出版社辞职做起自由职业来,大概说起同样是自由职业的妻子并不支持他。两人住在复兴路一个老式新村里,对于需要独立空间的自由职业者来说确实是个问题。
“日本又地震了唉。”我看了一眼手机。
“哦,他们都习惯了。” 朋友说。
他的妻子是日本人,那会儿正在茨城的家里探亲,就是东京旁边那个小城市。其实直到去年乘坐廉价航空的航班到茨城中转到东京,才真的弄明白那是哪里。
我们的话题正在枯竭。于是只能再谈论了一会儿日本,朋友拿出一个小本子来,告诉我说他正在学习日文,我心不在焉地翻了翻。
过了一会儿,他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他和他的父亲用上海话交谈了大概五分钟。
“好像听说地震很严重。能用你的电脑查一下具体消息吗?”他挂完电话以后急切地说。
于是我们打开电脑,盲目地在网页上输入关键词,仙台地区发生8.8级大地震,东京震感强烈。除此之外,暂时没有额外的信息。
朋友给妻子打了电话,不出意外的,无法接通。
“应该是电缆都坏了。”他自己解释着。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不知道是在等待什么。直到朋友站起来说,他得走了。
“真抱歉啊,突然要走。可能我太太会打我家里的电话。”
“没事没事。想起来,我也有一个朋友在东京。”
“嗯,东京会不会好些,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以前有过那么严重的地震吗?”
“没有,没有。”
   
哦。小五在东京。他和搭档在那儿做展览,展览是明天开幕,还是今晚?不管怎么说都泡汤了。几乎能想象他跳脚的样子,说不定又有点庆幸,什么都不用做了的话,应该立马就和搭档去秋叶原了吧。这已经是他第N次在国外办展览,很早以前就骄傲地放话出来说,以后去国外做展览的话,只做个展,不做群展。后来好像真的一直信守承诺。
我们那会儿分手了吗?我现在也记不清,应该是双方都打算做出一个决定。当时我们认识已经有十年,不过最后的四年一直处于无法言说的临界点上。性别的角力早就已经达成和解,所以到底在踯躅什么,哪怕是至今,也依然没能完全理解。
想过要问他,后来也确实问过。一次。两次。但是。
朋友走了以后,我继续待在餐厅里。早春下午的太阳过分敞亮,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干净的下午,空气也像被洗过。
我拨了小五的电话,在接通和不接通的希望间摇摆。像是掷出一个骰子。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嘟嘟嘟”,急促的三声就断了。再打。三次。四次。还是这样。
果然是电缆的问题吗?而网络上依然没有具体的消息。
在傍晚回家的路上,我思索着,如果再也见不到小五的话,那最后一次见他是怎样。很容易回忆,开车送他去机场的时候,他从后备厢里拿箱子。我站在旁边看着他,然后我们站在那儿各抽了根烟。
“别胡思乱想,回来再说。”他说着,拍拍我的头,便潇洒地耸着肩膀走了。真是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辨别出来的背影,明明只是背着双肩包而已,却好像是背着把AK47的士兵。
可是回来说,要说什么呢?
如果再也见不到小五。
突然恍惚起来,简直眼前一黑,这绝对不可能在我生命中发生。
    
傍晚,小五打来电话。
“喂喂喂!”
“喂,喂!”
“听得见吗!”
“操!大地震!”
然后他告诉我布展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到展厅里面的镜框都在往地上掉。他和搭档正在犹豫要不要往外跑,结果看到日本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撤,全部在原地,扶住眼前能够扶住的镜框。于是他们也待着,做了和他们一样的动作。
“能听到墙板内部松动的声音,但是我们的房子没塌。”
“其他国家的艺术家都已经在订回程机票了。但是据说晚上还会有大余震,应该也走不掉。”
“我们还在犹豫,如果再待几天,讲不定会拍出厉害的照片。”
“喂喂,喂喂!”
“别担心,7-11还开着,待会儿去买几个饭团。”
我们几乎是站在马路上喊完了电话,接着他交代我再给他家里打个电话。
掐断。还没有等到我回过神来,便又接到朋友的电话。
“我联系到我太太了,她没事。刚刚走得有点狼狈,心里惦记着应该跟你说一声。”   
“唔。”真是彬彬有礼的朋友啊,我心想。
“你的那位朋友联系上了吗?”
“是啊,大家都没事。”
“那就好。” 

上一次记得住的地震,是2008年5月,也是大的灾难。我还住在北京东南二环转角的小屋子里。明明就在二环旁边,却是被出租车师傅称为城中村的荒芜地。因为作息时间的混乱,醒来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是被外面的防空警报声吵醒的吗,也不太确定。奥运会前夕,下午常常有防空警报。 
手机上有数个未接来电,以及短信。只查看了一条,便知道刚刚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吗?因为睡觉而浑然不觉。接着回复了家人的电话,小五的电话,若干。先向他们保证说这里很安全,完全没有感觉到晃动。也是说晚上会有严重的余震,于是又保证说,晚上会和朋友们在一起。
晚上怎么办呢?挂上电话以后,一边思索着,一边打开窗。
外面是春天常见的沙尘暴天气,在北方,朗朗晴空和昏黄末日我都喜欢。那时,外面没有风,天空是土黄色的,门口的小路上除了一辆装满苹果的板车,一个人都没有,连摆摊的人都看不见。
静悄悄的,没法相信在那里刚刚发生过那么大的地震。

晚上,开始有更多来自日本的消息,电视新闻里也有现场的镜头。
D打来电话。问我说小五是不是还在东京。
是啊。下午联络过,他没事。
D的男友也在东京,那会儿他们刚刚结束了毕业旅行,从东京出发,沿着海岸线,花了十几天的时间一路往关西开。之后她先回到北京,她的男友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打算夏天之前回国。   
“能让小五帮忙给他打个电话吗?我从这儿打不通他的电话,可能在日本当地的信号会畅通些。”
“啊,当然,但是小五用的也是中国的手机号。”
“没关系,试试看。”
她听起来很镇定,又有种真正的焦虑。我呢?
我一个小时以后才联系到小五,他说他会用旅馆的固定电话试着联系他。又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联系到了。
“告诉D,那家伙死不了。他和几个同学在一个中学的操场上喝酒呢。他用日本的手机没法给国内发消息。我一会儿也去找他,带一打朝日啤酒过去。待会儿再和你们联络。”
他们之前就在上海见过,在小酒馆里,因为共同喜欢的本地乐队而聊到称兄道弟起来。
公共交通已经停运,我不知道小五以什么样的方式找到那个中学的操场。但因为是小五,所以他总是有他的办法。这些事情,我从未担心过。
后来的整个晚上我们都在发消息,我和小五,我和D,小五和D,还有D的男友用小五的手机发出来的消息。我和D一边刷着地震新闻,一边和他们发消息,中间还打过一次电话。
那是种奇怪的,被命运连结的感觉。
虽然始终不愿意承认,但是,大概,我多少希望时间就停滞在那个点上,再不向前,也不后退。这样我们谁都不用做出任何决定,任何决定都是错的。   

一年以后,我和D约在五原路的小酒馆见面,她站在常熟路口等我,于是我们在早春的寒意中一起走了一小段路。
“明天要去领证了。”她突然说。
“啊,啊。”
“呃,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你和小五还有联系吗。”
“没有。完全不联系了。”
“他真是一个能令人反思的人。”
“反思什么?”
“比如说才华是什么,成功是什么……”
“是什么?”
“因为他是个自私偏执的人啊。但是作为艺术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是吗?
   
其实也联络过。一次。两次。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小五总是粗暴地说,但是很快他的语气又会温柔起来。
“我想过要杀了你的,如果杀了你有用,我就杀了你。”他说。
“但是没用,杀了你也没用,怎么样都没用。”他说。
唉。我呢。
2011年3月11日的下午,或者晚上,是不是也有过一些瞬间,由于过分害怕所谓的决定,而希望小五就这样──就这样──嗯,写到这儿我才第一次发现,我并没有真的这样希望过──根本都无法把这个可怕的词写出来。

(责任编辑:贺伊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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