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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过往 作者/王路

发布时间:2015-04-10 15:17|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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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二年级,我和刘纪伟、张延结义金兰。结义不是因为我们关系多好,是因为演《三国演义》。别人都结义,你要不结义就跟不上潮流。也不知道谁最先结义的,一夜之间,全校所有人都结义了。

本来和我、刘纪伟结义的是另一个同学,那个同学结义不到一个星期就转学了。等全班的义都结得差不多了,还留两个人没结成,因为班里的男生不能被三整除。

张延就是一个余数。另一个余数是班主任她外甥,班主任也就是他小姨剥夺了他的结义权。等我和刘纪伟的兄弟转学后,张延就跑过来找我俩,说要顶个名额。

张延说,凳子得三条腿才能立起来,你们的第三条腿转学了,还剩两条腿,两条腿不能算结义,只能算结婚。干脆,我来当你们第三条腿。

说实话,我不想和张延结义。他长得太丑了,脑袋就像地里憋大的倭瓜,下边一个小脸,像谁在他腮帮子上掏劲捏过似的,气挤到顶门上了,凸出来一块,像大头儿子。但刘纪伟同意,我也就不好说啥了,就拜了天地和高堂。后来才知道不用拜高堂。好在我们也不懂啥是高堂,对礼堂拜过两下完事。

和张延结义这么久,他一直不知道每次看见他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头儿子。我心里把他叫大头儿子,但从来没告诉过他。我不喜欢张延还有一个原因,他不实在。这是抓小偷时发现的。

抓小偷是个游戏。一个人当“眼儿”,抓其他人,抓到的人变成新的“眼儿”。张延个子小,又胖,跑不快,但他有个点子,每次都往人多的地方跑,快被抓住时,就先抓一个旁边的人,交给眼儿。

后来我和张延决裂了。有次,我不小心把他的文具盒碰到地上,他让我赔十块钱。买来时才五块。我说,十块我不赔,我最多赔十毛,也就是一块。他暴怒,说要是不赔,天天堵在我家门口找我爸要。我没搭理他。他不敢跟我打架,因为我打架比较猛,他就趁放学把我文具盒砸了,用圆规戳了十下。

我和张延掰了之后,刘纪伟天天来调解。每次开口都是“咱都是兄弟的,谁跟谁呀”,然后就开始讲他听过的所有兄弟吵架的事儿,从庄子东头的讲到庄子西头的,好像全世界的兄弟吵架的事儿都被他听说了。我就感觉他不是来调解的,是来讲故事的。故事讲完准备走了,为了表示讲故事的意义,刘纪伟补一句:“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床头吵架床尾和。都是兄弟的,谁跟谁呀。”说完,拍两下我的肩膀,走了。

刘纪伟小学时代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俗话说得好”。有一回发作文,刘纪伟的稿纸传到了我位上,我一眼就看见他把“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床头吵架床尾和”写进去了。不过“床尾和”的“和”写错了,写成了交合的“合”。

2、

小学毕业后我就没见过刘纪伟。再见是十年后的春天。那时候他已经不说“俗话说得好”了,而说“说句实话”。每回他说句实话,我就想到frankly speaking,就想给他起个英文名叫弗兰克。

他年纪轻轻,脑门上却有皱纹,脸上有褶子,不苟言笑,眉毛微皱,很对得起“纪委”这个名字。唯一味道不足的是缺了点儿威严,有点像《乡村爱情》里的刘能,带一点“地里苞米要淹坏啦”的表情。

当时我大学毕业一年了,考上了研。刘纪伟大四,他中间留级了。他天天找工作,没一家单位要他。我就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去郑州摆地摊。他高兴坏了,说之前咋没想到这条路,要去今天就去。

我们都没练摊的经验。我从古玩城倒弄了一批旧杂志,到火车站卖。《特别关注》进一块卖一块五,《读者》、《青年文摘》进六毛卖一块。

卖杂志的时候我老想到制服诱惑。因为我专意穿了一套卖杂志的制服,动物园门口买的,胸前印个fashion,鞋上印个yundong。我想要一套卖石头的制服和卖切糕的制服,尤其是帽子,但不知道上哪买。在制服诱惑的体验中,我俩卖了一上午杂志,刨掉公交车费,赚了两块钱。正好一人一块。

我跟刘纪伟中午吃的面条,吃完就不准备再卖杂志了。我们就去考察别的商机。刘纪伟考察了一批挂链,感觉一只得好几十,问老板,老板说八块。刘纪伟就跟老板砍价。本来准备砍到五块,结果砍到了两块五。刘纪伟高兴得不得了,进了六十个,准备按四块卖。

但是找不到摆地摊的地方。刚摆好就被保安撵。撵得一下午换了三个窝,一只都没卖掉。收摊的时候,我们在别的地摊上发现了同样的挂链,一问价,人家开口才要两块五。

我们都觉得不能再摆摊了。不摆还好,越摆腰包干得越快。我们就去找兼职。手机上网查到一个家教中介,去了,要交70块中介费。门已经进了,不掏中介费怪不好意思的,好像自己很穷似的,就掏了。后来讲了三个星期的家教,每星期一次,头一次算试讲,后两次每次35块,算是把中介费赚回来了。

我们还算不错。没啥钱没啥钱还撑了一个月。撑到最后连牛肉拉面都吃不起了,只能吃鸡蛋面。鸡蛋面里边没鸡蛋。刘纪伟就骂,声音虽小,老板却听见了,老板说:鸡蛋面为啥没鸡蛋哩,因为便宜!

离开郑州那个晚上,我和刘纪伟都淋成了狗。在985路公交上,凄惶地看一城夜色在雨洗过的窗幕上流转。走过西大街的时候,看见一家海底捞店。

刘纪伟说:这是火锅。

我说:是火锅。

刘纪伟说:肯定好吃。

我说:是好吃。

刘纪伟毕业后,回家当了交警。一个月六百块。一个月六百块是听我爸说的。我在街上看到刘纪伟,想跟他打招呼,却看见他老远把脸扭一边了。我知道他肯定看见我了。我就扭头绕一边走了。我念完研究生,去了北京。手机里存有刘纪伟的电话号码,也老是想起刘纪伟,却一直没给他打过电话。他这人好面子,自己混得差,就怕见到老同学。

3、

谁能想到,有一天刘纪伟主动打电话过来了。他说他正带着秘书来北京考察。秘书我见了,一个很妖娆的小姑娘。他说人家都有秘书,咱不能不配个秘书,又不差这几千块钱,关键是带得出去,谈事儿时候有面子。我就问他做啥生意,他说在跟几个朋友搞投资。我有点怀疑他在搞传销。

我们是在海底捞见面的,地方是我选的。刚见面,他就让秘书给我递烟,我说不抽,秘书还要递给我,我说真不抽,刘纪伟点点头,秘书才把烟收起来。刘纪伟就说:恁些年,你咋还没进步呀。我说,酒能陪你喝点,烟是真不抽。刘纪伟说,好,等一会儿让美女敬你酒,看你能喝多少。

他点着烟,往椅背上一靠,手就搭在秘书的椅子背上,然后开口问我挣多少钱。我指着秘书说,估计跟她差不多吧,我也就是个干行政工作的。他说:真的假的,那你还不如回来跟我干。说完他自己也觉得不对,又说:不是跟我干,是咱们一块干。不过我真不信你在北京就挣这么一点钱,谁信哩?都挣这些钱谁还上北京?我说:真这么多,事业单位没啥钱。他说:那还干个球!我说:你到底搞的啥生意?他说:还记得张延吧,我在跟他合伙。

张延现在的外号叫张三千,意思是每顿饭三千以下的不吃。刘纪伟跟我聊他的生意,他的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是,钱不能再用语言表示了,而统一用手势表示。比如要说三百万,就伸三个手指头,说“这个数”。要说五千万,就伸五个手指头,说“这个数”,不过语速要比三百万慢一点。这让我想到广播电台播讣告,语速越慢表示单位越大。

我说,你老是“这个数这个数”的我不习惯,人家还以为我们小学没毕业。我上小学一年级就不扳手指头了。他嘿嘿笑两声,开始用语言来表示数,但有一点,绝口不提万字。如果是三十万,就说三十。五千万,就说五千。这让我想到小学时做算术题,列算式的时候是不带单位的,最后算完,加个括弧,表示单位。想必是刘纪伟括弧里的单位是万元。

在他喷得云山雾罩的时候,我扭头看他的秘书,漂亮是漂亮,但我总觉得这样一张脸老了,就会变成《水浒传》里嗑瓜子的王婆的样子。我倒推一下,能想象王婆年轻的时候大概也是个风骚的人。她果然殷勤地给我倒酒。我抿了两口,就说不能再喝了。

我忘记了刘纪伟跟我的谈话,有点晕晕乎乎。我怀疑在这时候抿一点酒就会让我醉。在这之前,我不止一次想过哪天刘纪伟来北京,我要带他吃火锅,爬香山,逛博物馆。现在他来了,就坐在我对面。面前是热气蒸腾的火锅,隔窗是热闹的街市。我在转脸去看闹市的街衢时,突然觉得无比的清醒。马路上一辆公交车轧过雨水润湿的路面,我想到二十年前甘萍唱的《潮湿的心》:

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

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

是什么冰冷了我的心情

握不住你从前的温馨……

是雨声喧哗了我的安宁

听不清自己哭泣的声音

是雨伞美丽了城市的风景

留不住身边匆忙的爱情……

唱到爱情,我哑然失笑。隔着玻璃,我想到当年和他坐在郑州985路公交车上的情形。

我突然感到厌倦,心中生出一阵悲凉。我觉得选在这个地方吃饭选错了。总有人对过去恋恋不忘,但有些人从来都不曾活在过去。我忘了那顿饭怎么结束的,只记得往回走的路上,我删掉了刘纪伟的号码。

一辆城铁从高处飞奔而去,再也看不清车窗里的人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和刘纪伟之间,隔了一层车窗的距离。

 

王路,诗人、作者。@王路在隐身

(责任编辑:薛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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