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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 作者/魏思孝

发布时间:2017-09-17 17:25|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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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后,我身体上看似已无大碍,但情绪没有缓过来。或许是我把自己认定为是个病人,当然在医学上,我也是这样。一个三十岁的病人,虽然表面看起来和常人无异,但对周遭的一切丧失热情。我行动迟缓,尽可能让自己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但表现出的更多是冷漠。不是不想融入人群,可我又说服不了自己。一想到体内有数不清的病毒在滋生,我就无法做到把自己和其他人同等地看待。检查报告上的数据,说明我每毫升的血液有上亿的乙肝病毒。

半个月的入院治疗,让我之前厌食和呕吐的症状有所缓解,脸色也趋于正常,可总是会感到疲惫。出院时,李医生叮嘱我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操劳,千万不能再喝酒,干扰素要隔一天打一次,一个月后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的话,再想别的办法。

打第一针干扰素会有不良反应,半夜我开始发高烧,却又感到冷。我躲在毯子里,身体不由控制地颤抖。我两只手抓紧床板,希望能控制住身体,床板也因此抖动起来。我握紧双手,绷紧身体,效果并不是很好。我勉强坐起来,拿温度计给自己测体温,不到四十度。我又躺下,头晕目眩,止不住地颤抖。如果每次打干扰素都有这么剧烈的反应,我宁肯不打了。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我才认清楚自己,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对于身体上的疼痛,没办法强装坚韧去忍受。我宁可放弃,也不想这么无能为力,像一只淋了雨在寒冷中颤抖的老鼠。

在头疼和寒战中,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醒来已经七点多,我起床,去食堂买了两个包子,只吃了一个。八点左右,护士来查房,询问我昨晚上有没有反应。我说,有。护士有些生气,问我为什么当时没告诉她,她指着床上的摁铃,这个不是摆设。不想打扰护士半夜休息当然是一个方面,更多是我不想把自己难堪和脆弱的一面展示在异性面前。尽管这个异性已经目睹过很多病患的不堪,而这也只是她的工作。过会,李医生来查房,告诉我有不良反应是件好事,可以进行干扰素治疗。我有些担忧,问是不是每次都会这样。李医生说,不会,不过你要是担心的话,明天晚上可以再打一针试试。我觉得没有再多住两天的必要,点滴输完,办理了出院手续。

出院的时候,我拿了半个月的保肝中药和干扰素。干扰素需要低温冷藏,我把它们放在冰箱里,然后在网上买了一个冷藏冰袋,出门带着药品会用得着。打第二针干扰素的时候,我去了住处附近的小诊所,尽管李医生说可以去医院打,可我觉得太远,挂号之类也过于繁琐。

小诊所的医生姓王,是个有些矮胖两个女儿的父亲。平时我都在他这里拿感冒药之类的,没说过几句话,但也算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熟人。我去的时候,一个大妈正在拿药,在报销的问题上和王医生有些争执,上次拿的药还不能报销,要等多久。王医生说,上面的事,我也没办法。打发走了大妈。王医生问我干什么。我拆开冰包,把药递给他。王医生看了下药,问我怎么了。我说,乙肝,要抗病毒治疗。王医生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之前我听王医生提过,前几年他父亲肝癌去世。对我们这种患者,他会更有平常心。打完针后,我说,以后可能要麻烦他了。

五月底,天气开始闷热起来。回到住的地方,身上已没多少力气。出了一身汗,心跳有些快。我泡了一袋中药,很苦。剩下的那些,没再喝过,就放在那里。我把窗帘拉上,躺在床上。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想到每次打完针后,都这样虚脱,心情不免更加低沉。不知道睡了多久,张大林的电话把我吵醒,我看着手机,却没有多少力气去拿过来。混沌中,等待手机自己停下。我又睡着了,彻底醒来时,天色已经灰暗。我坐在床边冷静了会,然后拖着身子,坐在外面的沙发上,喝了几口水。

我没什么朋友。生活中有两三个,但这几年都来往不再密切,各自生活中都有许多要处理的事情。实际上,我没觉得自己此刻有多么的凄惨,如果孤单算是一点的话,也只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理应承担后果。现在,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只是后果之一。

张大林是我的网友,和我其他众多网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和张大林见过几次面,这都是两年或者更早以前的事情,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反正就是我在青岛的那一年多。张大林比我大十几岁,喜欢汤姆威兹的歌,个头和我差不多,但显得壮实一点,皮肤有些黑。和许多青岛人一样,他喜欢喝酒,但也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酒鬼。第一次见面是在朋友的聚会上,人多了显得乱,说起来也都是无效的交流。我和张大林碰过几次杯,互相说了几句话,当然主要是他问,我答。大概他会认为我有些冷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很多时候我没兴趣了解别人。为了回避交谈上的尴尬,他们喝到中途没酒了,我出去给他们打散装的啤酒。总之,这是次异常乏味的聚会。晚上,在回去的路上,我决心以后不再参加这种活动,多认识几个朋友,在我看来也没多大的必要。

一个月之后,或者更久,我接到一个的电话,我问他是谁,他说是张大林,问我有没时间出来喝酒。我有些犹豫,却又不知怎么回绝。出于对长辈的尊重,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我赴约了。地点在台东附近的小酒馆。张大林身边有个小男孩,是他的侄子。他出来陪家人逛街,觉得无聊就坐下喝酒,顺便想起了我。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可信,他给我带了本书,说明他早有预谋。书是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他说我应该会喜欢。实际上,我对这本书没感觉,回去后翻了几页就扔在了一边。

他的侄子在旁边玩手机游戏,我和张大林先各自介绍自己的生活,他说的详细一点,我大概聊了下。张大林高中毕业后,去工厂上班。按照他当时四十多岁来推算,想来学历在同类人中也没那么低。他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还未长成男人的时候,就去化工厂上班。工厂里几乎没有人能等到退休,都早早牙齿掉光生病死掉。张大林想活得久一点,在化工厂干了一年,积攒了点钱,就辞职了。他虽没怎么上过学,但是喜欢读书,自家的房子沿街,装点一番后,开了个书店。面积虽小,但书都是他亲自去北京挑选。没过几年,成了青岛有名的独立书店。

对于开店过程中的艰辛,他略过不提,总之实体书店没受网络冲击那会,倒是挺赚钱,后来又开了几家。我也说了些自己的情况,对工作没什么兴趣,当然缺钱是一方面,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年轻的时候生活困顿可以理解。我想,我那会大概更多的是一种对前途未知的恐惧,没想明白应该过怎样的一种生活,一直以来都过得有些混沌,尽管那时候也写点文章,大概也称不上是小说,没办法拿出来示人。而我恰好正是因为写作者的身份,进入了张大林的视线。

对于我的生活,他表现出与年龄相符的老大哥的担忧,同时又区别于其他人劝说我找份工作这样的迂腐。我想,这也是我对他不反感的原因之一。情理之中,他说了些鼓励我的话,虽然他根本没读过我的东西,即便是读了也称不上喜欢,出于对年轻人惯性的鼓励,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既然你真热爱文学的话。但是说认真的,我对一切都不是那么确定,我想自己可能是为了逃避生活在找一种更体面点的托词。不管怎么样,我们挺聊得来,双方都摆出一副倾听的架势。我们喝了许多酒,后来酒馆的人越来越多,不得不探出身子,贴着耳朵才能听清对方说什么。

这之前,我虽然在青岛待了半年多,可没有一个交流的朋友。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话,后来几乎都是我在说,张大林在听。走出酒馆的时候,我走路轻飘飘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更加清晰,举动有些夸大。张大林酒量大,正在舒服的时刻。后来,我身体糟糕,和那段时间在青岛的过度饮酒不无关系。我一直认为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可是不知道,饮酒尽兴的这些时刻所带来的后果,都在未来等着我。

这次见面到我离开青岛回到老家,有半年时间,期间我和张大林又见过几次,他将我引进他的朋友圈,认识他的那些酒友和朋友,。但我并没有融入进去,主要原因在我,张大林的那些朋友在我看来都不错,热情有趣。无趣和冷漠的是我,对于他们的频繁聚会和在酒精作用下产生在友谊火花,我总是自觉排斥在外。我对酒没有任何的喜爱,独处的时候从来没有喝酒的念头。还有一点,他们在我看来都已经过了为生计过度焦虑的时刻,当然生活中还有其他的担忧等着他们,可无一例外都没有我生活的那么焦灼和无助。我和他们在不同的人生处境。

几年就这么过去了,中间我和张大林保持着松散的联系,对于彼此的生活状态有个大致的了解。我的情况显而易见,身体搞垮了,没什么乐观可言。写作也没有张大林说的那样在坚持,生活没有几年前那么困顿不堪,却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电话中,张大林先问我过的怎么样,我说还那样。他问我有没有工作,我说没有,在忙点自己的事。他又问我很忙吗,我说还可以。我这些模棱两可的回答,让张大林有些失去耐心,他叹了口气,道出初衷。张大林的父亲突发脑梗住院,医生说一时半会醒不过来。家里人都要上班,看护这事自然落在张大林的身上。这两年书店步履维艰,关了几家门店后,他开了家小旅馆,想让我过去帮忙。我推辞自己不合适,怕是不能胜任。张大林说很简单,有专人打扫卫生,我只需要坐在电脑前给旅客登记。

当天晚上,我坐火车去了青岛。张大林也不是一定需要我的帮忙,虽然他口中是这么说的,可是我清楚,他只是想帮我。对于张大林的好意,我心存感激,只是他的这些帮助并不是我目前所需要的,我最需要的是自救,现在呢,我已经不报太大希望了。我想,这也是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窘境,双方的获得和给予并不是刚好合适。

来到张大林的舒适旅馆,已经晚上十点多。旅馆在嫩江路上。繁杂如树根的青岛街道,让我费心找了一番。张大林的侄女坐在前台,正在昏睡中。对于我的出现,她有些怨气,没有过多的寒暄,给我开了客房,让我住下。放下东西后,我问她有什么吃的。她拿出一包方便面。在吃的过程中,她和我简单介绍了下旅馆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分工。一共十间客房。白天有人清扫。她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我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因为她住的远,所以只能这样安排。我表示理解,问她需要不要今晚我值班。她想了一会,说今晚先休息,从明天早上开始。她和我说了下具体的操作流程,以及押金的问题,每天打扫房间的人会把换洗的拿走,带走新的,都不需要我担心,如果发现房间有东西损坏,有具体的赔偿价格表。她给我留了一张名片,是维修师傅的,比如马桶和电路的问题都可以二十四小时联系他。说完后,已经接近十二点。这时刚好有一个男的入住,他给客人办理入住,我站在一旁看流程。是挺简单的。这份其实算不上的工作,我能胜任。

第二天一早,从房间出来,她在吃早餐,问我吃不吃。我说,可以。她说,出门往右拐有个劈柴院锅贴。我问她附近有没有诊所之类的地方。她说,我对这周围也没那么熟悉,你自己找吧。

我出门,外面的街道上已经人流攒动。昨晚来的时候没看仔细周围的环境,现在才看清楚。旅社的前面是条Y字形的路口,左边的分叉路是条主路,右边的分叉是条小路,通往老城区。说起来,这个路口是新老城区的关口。我顺着路往上走,看到劈柴院锅贴,里面人挺多,我吃了一份,觉得不错。之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早餐都是在这里吃的。在老城区走了十来分钟,经过一片海鲜市场,问了下路人,才在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找到一个诊所。说明来意后,大夫问我为什么打这种针,又问我有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我拿出诊断证明,他又问我这药是不是真的。我明白他是在托词罢了。

我打了辆车,去了附近的医院,挂号,打针。在输液室,一个护士看了我的诊断证明后,表现出反感,和旁边另外一个护士说,这个我不打,你打吧。打完针,回到旅馆已经是上午十点。侄女有些不高兴,简单交接后走了。一上午,有两拨客人办理入住,然后他们问我这边离海边远不远,我不太清楚,让他们自己查地图。

其余的时间,我瘫坐在椅子上,找了个电影看了会,没什么意思。中午的时候张大林来了,给我带了些吃的。和几年前相比,他变化不大,憔悴当然是有的,其余的不那么明显。他提着散装的啤酒,独自喝起来,没有劝我。电话中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他说过,他没表现出过多的反应,我觉得这样刚好,不要把我看得过于特殊,这是对我的一种起码的尊重。我大概也是需要关怀吧,不过我觉得也还好。

张大林问我怎么把长发剪掉了,感觉成熟了一些。我想了会几年前自己长发戴着发箍,一幅自以为是的讨厌样子,有点想笑。确实有点变化了,不仅是外观的,还有内心里的一丝东西,尽量平和一些,这是我的自我要求,实际上我知道,我只是不太对一些事情抱有幻想了,把不切实际的念头丢弃,以为这样会活得更加坦然些,其实并没有这样,甚至还更加颓废了。对此,我也没什么办法。我问了下张大林父亲的情况,他没太多谈,总之并不乐观,已经无法进食,在喉咙的地方割了口子,往里面注射流食。吃完饭,他走了,说最近也没太多时间过来。

打扫卫生的阿姨五十岁左右,性格和蔼,不太言语,清扫好房间后,我看到她的脸上挂着汗珠,若换做平常,我会帮她,只是现在我自己都有点体力不支,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下午有两个房间的客人退房,我去清点房间的物资,发现了垃圾桶里有使用过的避孕套。房间乱作一团。我有些厌恶,其余的倒没什么,自从身体不适以来,我没什么欲望,吃的药和打的针都有性欲减退的副作用。

到了晚上,我自己一个人,久坐之后,会在旅馆里走动一下。寂静的旅馆,从各个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各有不同,电视机的声音,小孩的啼哭声,以及呻吟声。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我喜欢这种游荡在客房外的状态,像是一个夜间的巡视员,看关在里面的人如何生活。我有时会点上一根烟,更多的时候只是没有任何思绪地走着。走累了,我就在沙发上躺一会,我已经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一些事情,我的孤独,以及其他的。

有时我会想起死去的父亲,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光,住院的期间,也是这样的夜晚,在他入睡的时候,我想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忍着疼痛不发出声响。我走出来,站在走廊尽头,打开窗户抽烟,远处有零星的灯光,世界仍旧在运转着,而过不了多久,父亲就会死掉,没有他的世界和有他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我就这样想着,情绪低沉到仇恨整个世界,也想把一切都摧毁掉。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处在不理智中。现在,只剩下我独自去承担一切,却也对眼前的事物恨不起来,我真是希望众人都能如愿,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夜里我在沙发上醒来几次,不是没有困意,只是不踏实。醒来后,我在旅馆外面站一会,路灯还亮着,空旷的街道,任何的风吹草动只会让我更觉得凄凉。困意和疲惫,以及被遗弃的感觉,让我有些自怨自艾,我并不想这样。

侄女来替班后,我躺在客房里,不能很快入睡。房间在最角落处,窗户外面是个只能容下一个人的露台,有些积年累月从楼下落下的垃圾,编织袋,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我没有清理它们的想法,这个隐秘的角落,也确实适合它们。

我躺下后,睡眠变得艰难,总是辗转反侧,对外界的任何声响都很敏感,但脑袋却又是昏沉沉的。这个状态在接下来的几天都没有好转,一般下午两点多我就醒了,不想出去,在客房里看会电视,具体演的什么我也不关心。我只是不想见到侄女的那张脸,有时候我会在想,她身上的这种优越感是怎么来的,是她对任何人都这样,还只是针对我,我不免又反思了下自己,是我对人采取冷漠的方式导致她这样对我吗。表面上我总是摆出一幅客气的架势,也是对人保持一种距离,并不想过于那么亲密,这和我自身的病情不无关系,很多时候不是别人对自己另眼相看,而是自己先特殊。可这也没办法去解决,我也没想过去改变自己。假装去处理人际关系,也违背我的处事原则。交接的时间到了,我走出客房,侄女收拾东西离开。

一切平静如常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随着天气炎热,旅游旺季的到来。客房几乎天天住满。那天早上,侄女来替班的时候,和我说,想把客房腾出来,反正我白天也睡不了几个小时,可以在附近住个家庭小旅馆。从旅馆经营的角度,她说的很有道理。当天,我就搬到海鲜市场附近一家老宿舍楼的家庭旅社。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孩子都不在身边,两个卧室割成三间客房,赚点零花钱,不熟悉的人,也找不到她这个地方。老房子的缘故,湿气很重,空调的噪音很大。我躺在床上,觉得这地方更适合我一些。

我记得,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住进我之前客房的是一对男女。男的四十多岁,叫王胜利,女的年轻一点,叫周丽,在给他们办理登记的过程中,听他们谈话,我了解到,王胜利是食品公司的老板,周丽是她的下属。我说,只有一间偏僻的客房。王胜利有些急不可耐,一间就可以。然后,他们就去了。

我坐在椅子上,心情不免激动起来,一种体内的欲望,让我有些坐立不安。我只好走到外面抽烟,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把脑海中萌生出的罪恶念头去掉,可是没成功。王胜利出来,问人呢。我急忙回去。他拿了一瓶饮料,对我说,记在房费里。听到客房关门声,我没有片刻犹豫,把旅馆门锁上。从储物室的窗户爬出去,双手扒着墙沿,踩着空调外机,来到露台上。对面的居民楼上亮着灯,我不确定有没有人看到我,只要不被客人察觉就好。我脚步放轻,尽量不弄出一丝动静。我蹲下,靠在窗户边。房间里传来王胜利的说话声。我其实早就有这个计划,窗户也一直故意半敞着。里面的说话声清晰可辨。

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坦然面对内心的窥探欲,那些道德层面的谴责被我轻而易举地逾越。这让我彻底放松下来,并且忍不住笑了出来。但我没有故意去偷看他们的念头,生怕被发现当然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屋里的两个人的身材并不诱人。

周丽先去洗澡,王胜利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些什么,基本上还是围绕这次失败的展销会。周丽洗澡出来,让王胜利去洗。王胜利不想去,让周丽给他按摩后背。周丽给王胜利按摩后背,说起他们公司里新来的一个叫赵挺(音译)的女同事。说赵挺对工作不积极,给经销商打电话的时候态度不好,有几个已经投诉她了。对于这些话王胜利没怎么表态。周丽开始撒娇,说赵挺欺负自己,和同事一起孤立她。王胜利有些不耐烦,说你在公司里不早就被孤立了吗,这和赵挺有什么关系。周丽有些委屈,质问王胜利是不是看上赵挺了。王胜利笑起来,你放心,我就算喜欢赵挺也没用,她和你不一样,她是正经姑娘,也不会看上我。周丽生气了,你是说我不正经吗。王胜利笑起来,我就喜欢你这种不正经的。周丽发出一阵娇喘,你先去洗洗的。王胜利说,洗什么,干完再洗。过程中,周丽只是轻微呻吟了几声。事后,周丽说她母亲生病了,需要钱。王胜利说,这个月的绩效我给你多提点。周丽说,这是我劳动所得,你别觉得我欠你的。王胜利笑起来,我知道。周丽说,今晚上还做不做。王胜利说,不做了,累了。随后,电视机打开,两个人没再说话。

这天晚上我被兴奋的情绪笼罩着,感觉自己不同以往,我掌握了其他人的一些隐私。如果我内心再邪恶一点,可以拍摄下来。我及时打消了这种念头。我只是渴望了解他人的生活,但不想更多去介入。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可以主宰一些东西,不再是无能的,这激励着我。我躺在在沙发上,睡得很踏实。

我的情绪明显有了好转,甚至以关心的口吻让侄女早点回去。她走了,我觉得旅馆是属于我的。我有意将那间客房留给我想窥探的客人。这天,来了一对体面的中年夫妇,崔正浩戴着金丝眼镜,皮肤白皙,穿着一身休闲服,身上有种我讨厌的圆滑和狡诈。谢华留着长发,穿着长裙,脸上化着妆,五官因平时的精心护理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举止是令人感觉距离的端庄。她的身材不是那种消瘦的,但也不是中年人的迟缓。崔正浩是个自私的人,对妻子十分冷淡,登记完毕后,自顾去房间,让妻子一个人提着行李箱。

坐在露台上,我看着对面的居民楼,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后面,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崔正浩抱怨妻子没有提早预订酒店,只能住在这个破旅馆里。妻子没有回应。一会,卫生间响起了洗漱的声音。崔正浩走到窗台边,打电话,声音很小,但离我很近。对方是个女的,崔正浩说过几天回去后再找她,说了没几句话,他就匆忙挂了。那些对话中不时出现的亲爱的,让我明白,与他们光鲜的外表相比,这不是一对婚姻美满的夫妇。崔正浩自私冷漠,对身边的妻子缺乏关心。他们没有做爱。我想,我一定不会对待像谢华这样的女人。

这天夜里,下起了雨。我站在外面,看到清新的雨水落在灯光照耀下的地面上,一切都是破碎的,包括我的内心。

我对房客们越来越失望,起初窥探的神秘感在逐渐消失,替代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颠覆了我原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那些人类道德上的不堪,人性上的丑恶,在狭小的空间里像我体内的病毒一样滋生,同样的,没有任何药物能杀死他们。

初次约会见面的网友,完事之后,男的对女的恶语相加,责怪她做爱的时候躺着像具死尸。男的说她根本没有照片上长得好看,头大腿短,如果不是他随便,根本没有人会和她上床,她应该感谢自己的饥不择食。女的哭了起来,不是那种剧烈的嚎啕大哭。我强忍住暴打这个男的的冲动。退房的时候,女的眼睛红红的,男的早就走了。实际上,这女的并不丑,甚至称得上可爱。我想对她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希望她能善待自己,尽快遇到能欣赏她的人。

还有一次,刚高考结束的两男一女来住店。他们在房间里喝了许多酒,然后在床上做爱。女学生的呻吟声很疯狂,让我有些担心对面的楼的人闻声看过来会发现我。我第一次有伸头去看的冲动,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想象着他们年轻富有活力的身体。完事之后,他们开始畅想未来,完全没有成年人性事结束后的颓唐和冷淡。混乱的男女关系,虽然一时让我有些难以接受,却也在另一个层面上说明他们有勇气去尝试新鲜的事物,而我已经到了总是不经意用批判的眼光去对待他们。我知道,是我可耻地成熟了。

二十多天的颠倒作息,让我的身体和情绪都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张大林的父亲身体恢复的不错,尽管离出院还有一段时日。我让张大林提前找个人选。张大林问我遇到了什么事。我说没有,只是想尽快离开。

卫华邦和小舒,是我在离开之前,窥探的最后一对。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是晚上八点多。卫华邦先走进来,问我有没有钟点房,我说没有,只能住一晚。他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又回来,把身份证给我,然后又出去。我给他登记。过会,他领着小舒进来。小舒穿着一身黑衣服,显得皮肤更加的白,五官看起来十分舒服。目前为止,我没在现实中见到这种类似的舒服。需要说明的是,我不知道小舒具体叫什么名字。我问小舒要身份证,她说没带。我问她身份证号,她告诉我。电脑系统很慢,我输入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这个过程中,卫华邦和小舒站在一旁等着。我有些不好意思,甚至额头上渗出一层汗水。我没办法判断卫华邦和小舒是何种关系,可以肯定不是夫妻,她俩都显得年轻,但若是说情侣的话,他们又显得过于含羞。或者,是第一次开房的情侣。

尴尬的等待让小舒的脸羞红了,只好低着头看手机进行掩饰。倒是卫华邦站在一旁,想起此刻的窘境,莫名笑起来,问我好了没有。我说,再等一会。我抬头,看了眼小舒,她的羞怯顿时让我的心也跟着加速跳了起来。卫华邦说,要不我们先去房间吧。我说,好。把房卡递给他们。

怀着对小舒盲目的爱意,我靠在墙边,窃听客房里的声音。激动之外,我不免有嫉妒。并且把自己幻想成了卫华邦。卫华邦问,要去洗洗吗。小舒说,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你说,我听着。卫华邦笑起来。小舒说,你笑什么呢。卫华邦说,我不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小舒说,我们聊会文学吧。卫华邦说,好啊。

我躲在窗外,他俩即将发生的一切让我沉浸在无望情绪中。我试图离开,巨大的窥探欲又让我动弹不得。后来,他俩不再说话,紧接着,小舒开始娇喘,不对,是他俩一起急促的呼吸。在做爱的整个过程中,两个人不停地说着甜言蜜语,他们都很投入,他们深爱着彼此。伴随我的,只有无边的夜空和脸上的泪水。

至今我也无法忘记,这一晚的经历。归根结底,我也在寻求一种安慰。想投入到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去被接纳。我始终在寻找,却不得。作为不光彩的可耻的窥探者,我感受到了爱。而这份爱,又让我坠入深渊。我想,我可能永远也不会遇到像小舒这样的女人。后来我查询过卫华邦,他是个作家,我买过他的书,用充满嫉妒的心态去看,没办法做出公允的评价。我曾冒出过伪装成他的读者,联系他,并了解小舒的念头。但也只是想想而已。我知道,我还要忍受这一切。自己一个人。

一年过去了。我的情况是,三个月干扰素的注射最终证明效果不好。检查报告出来的当天,我的心情糟糕透了,那每隔一天就浑身疲惫肌肉疼痛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同时,我又为结束注射干扰素的繁琐,感到一丝的放松。我开始吃药,每天一粒。我对未来没什么奢望,克制着去生活,其他的一切都不是我能改变的。在药物的副作用之下,我开始脱发,偶尔会感到疲惫,但一切看似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我确定,这只是难得的平稳期,更坏的局面永远在后面等着,逃不掉。

在舒适旅馆的那一个月,让我找到了人生定位,蹲在窗外的狭小的露台上,被孤立在世人之外,听着众人的隐秘故事。那些肮脏不堪或者真情流露的时刻,都深埋在我的内心中,让我觉得并不孤单。

责任编辑:卫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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