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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天堂 作者/李濛

发布时间:2018-04-02 10:40|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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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睡得很好,吃了护士喂的药后,每天都能沉睡10个小时。隔壁的嫦娥睡得更好,她最长一次睡了18个小时。

 

我不知道嫦娥本名叫什么,反正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名字也不太重要。护士们私下里都是以疾病名称来指代患者的,如“那个抑郁的”“那个躁狂的”“那个精神分裂的”。这不太尊重人,但总比外面的人把我们统称为“疯子”要好。

 

嫦娥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她很胖,穿着白色病号服平躺在床上熟睡的样子,像极了一只白色气球。每当月光挤进窗帘缝隙打在她圆滚滚的肚子上,我就幻想着掀开她的被子,看她从床上缓缓浮起,摇摇晃晃地飞向窗外。这场景多像嫦娥奔月啊!但我是个很乖的病人,不会做这种让护士头疼的事,而且病房的窗子全部安装了铁栏杆,就算嫦娥能飘起来,顶多就是悬在天花板上。

 

嫦娥是我住院期间最好的朋友。这显然有点一厢情愿,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她打了针后,就变得像小奶猫一样乖,盘腿坐在床头,双眼直勾勾盯着房间内若有似无的一点,嘴角时而现出意味不明的笑容。我剥了个橘子递给她,她不接,兀自盯着那一点喃喃道:“牛肉炖好了。”我说:“这不是牛肉,这是橘子。”她不睬我,自言自语道:“你闻闻香不香?”我把橘子放到她鼻子底下,“你闻闻香不香?”

 

我其实不爱吃橘子,只爱吃削了皮的苹果。但护士才不会伺候我削苹果皮呢,她们只会把我的床铺上下翻个遍,没收掉所有刀具,只留一个指甲刀给我。他们怕我自杀,我当初就是因为割腕才住到了这里。

 

我上班有七个年头了,一共换过四次工作,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七年里,工作都是一样无聊,同事都是一样弱智,老板都是一样缺德。我对我的生活实在太熟悉了,熟悉得有些恶心,日子就像一台坏掉的唱片机,卡在同一个音符上,发出滋啦滋啦的噪音。

 

那段时间,我每天要冲五次咖啡,不是因为我喜欢喝咖啡,而是因为咖啡机放在楼上的休息区。我走到楼上,冲好一杯咖啡,喝完后再回到工位,至少要花二十分钟,这样算下来,我每天有两个小时可以逃离烽火连天的办公室。我端着刷锅水一样的咖啡站在灰蒙蒙的窗边,看街道上长长的车流穿过城市的躯干,我想我身体里的哪个零件一定出了问题。

 

当时有则新闻很火。一个青年编剧因项目被撤,从七楼纵身一跳,摔在了一楼住户的阳台上。警察抬着尸体穿过客厅,血流在白花花的瓷砖上,皮鞋踩在黏糊糊的血液上,暗红色的脚印从阳台一直绵延到玄关。没过几天,一楼业主把编剧老婆给告了,称本来要卖的房子现在卖不动了,谁也不愿意买一个死过人的房子,向编剧家属索赔300万。这条新闻最初发在地产板块,评论大多都在声讨死者,“要死回家死去,别给人添麻烦!”

 

我读这条新闻的时候,一直在想象五脏六腑同时碎掉的感受。七楼,是跳楼自杀的最佳高度,既不会自杀未遂落个终身残疾,也不会因楼层太高而在下坠过程中突然反悔。眼一闭,腿一迈,然后“砰”的一声,脑袋开花,干净利落。

 

下班后,我乘地铁回家。这条最老的线路还没有安装防护门,我站在第一排,脚尖压着黄色的警示线,脚下是锈迹斑斑的铁轨。身后的男人紧贴着我,他发臭的呼吸喷到了我的头发上。我用肩膀撞他一下,示意他滚远点,他反而贴我更紧。耳边传来了列车轰隆隆进站的声音,我想再过几秒种就从这里跳下去,血浆和肉沫从车底喷溅出来,毁了他的西装和公文包。他一定当场就吓傻了,一边擦脸上的血一边哭喊道:“要死回家死去!”想象着他那哭唧唧的蠢样,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然而车稳稳地停在我面前,我被人群推搡着进了车。

 

我想寻死已经很久了,但始终没个正当理由,现今社会好像连自杀都要资格许可似的。家破人亡算得上最优秀的自杀理由,因失恋、破产、没拿到毕业证等原因自杀,则难免要被活人指手画脚一番。为什么连痛苦都要列好等级?为什么难喝的咖啡、起球的大衣、拥挤的地铁不能成为轻生的原因?我给一位朋友发了条微信:“我不想活了。”等了半个钟头她都没有回复我。我心想她真不够意思,于是拉黑了她。

 

那天早上我正在削苹果,汽车鸣笛声砸破了平静的时光。我手一抖,苹果皮断了,刀刃落在了手腕上。望着从皮肤裂缝中渗出来的血水,我鬼使神差地又划了一刀。我想割断的不是脉搏,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埋藏在身体深处,将我与一个混乱崩溃的世界联结在一起,仿佛切断它,就能回到当下生活的秩序里,删除掉一生中所有的瑕疵。

 

我当然没死成,浅浅刀口带来的痛感就足以让我对死亡缴械投降。我用毛巾包扎好伤口,打车到了现在的医院,挂号,做检查,填写一大堆表格。医生小心翼翼地问:“你知道什么叫抑郁症吗?”我说:“知道,我百度过了。”他又说:“你有自残倾向,最好住院几天,这样恢复得更快。”我说:“好。”

 

从没有患者像我这么痛快地答应住院。我知道我其实病得没那么重,我只是想休息而已。

 

2

嫦娥偶尔也会清醒片刻,跟我说些有逻辑的话。我知道她年纪不大,老爸很有钱,但基本不怎么来看她。我从不敢问她是怎么生病的,怕她突然发病打我。听别的病友说,小王护士的脸就是她抓伤的,每次给她打针时,都有两个男护工守在旁边,以防她突然发作伤人。

 

相比嫦娥这类病人,我显然温驯多了,按时起床,按时吃药,对每个给我做检查的护士说“谢谢”,入院刚满一个礼拜,就获准白天出院散心。我对外面的世界并无多大兴趣,要知道我就是为了逃避城市的光怪陆离才住到了这里,但如此特权又不忍浪费,思索许久,拨了前男友的电话,约他出来叙叙旧。

 

我们分手两年了,他甩的我。他坦白与我闺蜜搞在一起的时候,我手里的马克杯就飞到了他头上,把他砸了个乌眼青。“你迟早会遭报应的!”这是我给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他竟然准时赴约了,没变丑,也没变穷,这难免让我失落。我打起精神冲他微笑,说好久不见了,握手言和吧。他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说生病后就瘦了。他问什么病。我说精神病。他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气氛又甜又软像儿童乐园里卖的棉花糖。

 

我们一起吃了饭,又去看了场电影,大屏幕上男主角和女主角抱在一起时,他也悄悄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说你和那谁还好吗。他嗯了一声,手没有松开。在电影院这种地方,偷情总能变成顺理成章的事。

 

从影院出来时,天已经黑了,街灯在城市半空渐次亮起,像一群闪烁的苍蝇。掏出手机,五个未接电话全来自小王护士——我外出太久,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他提出送我回去。我心里窃喜,晃荡一天终于等到了这句话,便故作羞涩道:“还是不要了,我住的地方太偏,不方便。”他追问道:“你不在我们以前租的那个小区了?没关系,住哪里我都可以送你回去。”这个混账,居然还敢提“我们”。

 

我轻轻报出了XX精神病院。其实这家医院早就改名为第X人民医院了,但我故意这样说。果然,他的脸变得滑稽极了,这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最搞笑的脸。我捂着肚子大笑起来,笑得路灯开始瑟瑟颤动,笑得眼泪流了出来,等笑够了,就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医院,留他在原地像个手足无措的白痴。

 

这样的恶作剧真是太好玩了。可惜我只有这么一个前男友,不能多玩几次。

 

我妈把我从病床上拽下来的时候,我刚从午睡中醒来,地上明晃晃的光点像皮肤病患者身上的白斑。服用抗抑郁药物后,我情绪变得异常平静,以至于本应毫不知情的妈妈突然出现在病房里,我心中都掀不起一丝波澜,大脑混沌得如一团棉絮,灵魂像一张被风吹走的废纸,正在上方注视着麻木的肉身。但为了表示尊重,我还是瞪大眼睛故作惊讶道:“你怎么来了?”

 

原来是昨天出去太久,小王护士联系不到我,便给我妈打了电话。该死,早知如此当初紧急联系人一栏就应该乱写一通。妈妈把一件风衣罩在我的病号服外面,钳住我的一只胳膊将我往病房外拖,“你可真行啊,住院了都不告诉我一声。跟我回家,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和一帮疯子混一起不疯才怪!”

 

我甩开她,钻回被子,“这儿挺好的,回家跟你住一起才会疯掉!”我妈显然气坏了,又伸出手来拉我,谁知刚才一直睡觉的嫦娥突然醒过来,跳下床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

 

“我来救你了!谁也不能绑架你!”嫦娥腋下夹着我妈的脑袋,仿佛随时都能像折枯枝一样把她折断。

 

“你放开我!”我妈双手胡乱抓在嫦娥的肥肉上,脸涨成了和指甲一样的紫红色。

 

病房里乱成一团,隔壁房间的患者也跑来看热闹,三个男护士费了好大劲才将嫦娥绑在床上,救下了快要窒息的我妈。

 

我懒洋洋地靠在床头,欣赏我妈整理头发的狼狈样子,想笑又笑不出来,浑身软绵绵的像一个沙漏,身体中有什么东西正在匀速地流出去,流出去。

 

3

“你没病,你就是心情不好而已,你要坚强。”回家养病期间,妈妈每天都会坐在床边跟我重复一些无聊的话。而我只是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天花板,怀念住院的日子。当时隔壁病房来了一位阿姨,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开始唱国歌,不唱完五十遍决不肯吃早饭,她嗓音高亢,字正腔圆,五十遍下来声音不见嘶哑。我宁可听人连续唱五十遍国歌,也不想听我妈讲些“你要坚强”的屁话,至少那五十遍国歌里,有一种橡皮糖般坚韧的隐性力量。

 

妈妈坚信我没病,把医院开的药全部丢进了垃圾桶,只给我煮些小米粥和热牛奶,说能安神补脑。拜她所赐,我又开始失眠了,连续三天三夜坐在床上合不了眼。夜空清朗迷人,而卧室里漆黑一片,仿佛我幽深如隧道的黑眼圈,吸收了屋内所有的月光。

 

我只好开了灯,随手拿一本顾城诗集来读,没翻上两页,就看见了起夜的妈妈。她站在卧室门口,一张脸镶在门框里,不知是要进来还是要离开。

 

“睡不着吗?”她踌躇了一会,还是坐到我床边,摸了摸我的额头。

 

“嗯。”我下意识地把身体往被子里缩了缩。我最讨厌别人坐在我床上,仿佛领地遭到侵犯。

 

“我再给你热点牛奶吧。”又是热牛奶。她起身去厨房,顺手拿走了那本顾城诗集。

 

妈妈还是怕我寻死的,她觉得我读的一些书要对我现在的鬼样子负责,于是把那些走上自杀道路的作家全部从家中清了出去。顾城、三毛、海明威、三岛由纪夫、西尔维娅·普拉斯……无一能幸免。她本是个不读书的女人,这些日子却对作家的生平如数家珍,想必搜索引擎帮了大忙。书架空出大半,她只给我留了几本冰心和汪国真。

 

谁他妈要读冰心和汪国真。我忿忿不平,只好看电视打发时间,无论是新闻频道还是综艺节目,都并不比那五十遍国歌更有趣。百无聊赖地换台,目光竟然被拳击比赛吸引,我对拳击手套砸在对手身上发出的“砰砰”声着了迷。

 

砰、砰、砰。四只拳击手套变成了无数个。

砰、砰、砰。两个结实的身体交叠、重合又分离。

砰、砰、砰。我伸出芦草般的胳膊,手攥成空心拳,对着空气比划了几下。直到拳击手套的颜色越来越淡,观众的呼声越来越远,我终于在屏幕闪烁的微光中睡着了。

 

我妈对外称我得了急性肺炎,辞职回家养病。亲朋时常提着水果来看我,语气柔柔的像热牛奶,但只有半个屁股肯坐在床边。我开口说话时,他们就闭紧嘴巴,恨不得把整个呼吸系统都关掉。我故意咳嗽得很大声,唾沫星子飞出去,客人则紧张地把上半身向后撤,仿佛在躲飞来的子弹。我说:“放心,不传染。”肺炎是不传染的,精神病也不传染,但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倾轧感,却像流感病毒般大面积扩散。

 

他们问我好点没。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说“好点了”,但我厌恶他们的惺惺作态,偏偏说道:“不好,一点也不好。”我说的也是实话。

 

送走客人,妈妈拉开了沉重的窗帘,澄澈的阳光投射进来,空气里悬浮的灰尘像洋流中游来游去的鱼。她说:“天气这么好,你应该出去走走。”

 

我望望窗外,阳光的确好得令人讨厌,好像天气好我就有义务热爱生活似的。可是我开心不起来,甚至不清楚为什么不开心,只知道身体里有一部分坏掉了。我浑身酸痛,我的肉体几乎变成了一个疼痛的容器。妈妈用养生槌帮我敲了敲肩背,但槌子打在身上的触感就像长腿蚊子落在身上那样令人恼火。她的温柔是一种虚与委蛇。我宁愿她是个拳击手,一拳一拳往我身上招呼,把我的鼻子揍歪,把我的脑袋打开花,把我的肚子砸出一个又一个窟窿,我身体里所有污浊的东西都会从窟窿里流出去。

 

终于等到了妈妈出门的时候。

 

我从厨房出来,想看拳击比赛,可是遥控器没电了。我拿出电池准备换上,新电池却滚到了电视柜底下。我趴在地上,脸颊贴着冰凉的地砖,把衣架伸到柜子下面去掏。那节电池一会滚到左边,一会滚到右边,咕噜噜的声音仿佛是对我的嘲笑。我哭了,温热的泪水濡湿了脸颊与地板,我始终保持这个可笑的姿势瘫在地上,犹如一个没装满的垃圾袋。

 

阳光移了方向,黑暗与瓦斯漫进客厅,漫进我的身体。我感到呼吸不畅,好像真的得了肺炎。

 

我知道是时候了。

 

4

再次回到医院,嫦娥仍住在原来的地方,而我的病床已经躺了别人。窗外的树冠变薄了一点,树枝歪斜支离,似要戳破浑浊的太阳。我被安排在了隔壁的房间,我的病床与嫦娥的病床之间,只隔了一堵墙。

 

这一次是妈妈送我住院的。在此之前,我还因煤气中毒在市医院里待了几天。然而只有在妈妈承认我病了的那一刻,我才终于有了死里逃生的轻松感。她削了个苹果给我,我接过时看到了她因疏于护理而变得斑驳暗淡的指甲。我想我可以原谅她了。她懒得打理指甲的时候,就是她最关心我的时候。我说:“妈妈,我没有故意拧开煤气,是它自己泄漏的。”她倏地红了眼眶,拼命点头,服下了我这一剂谎言。

 

曾有病友跟我说,别自杀,自杀多无趣,要想象自己已经死了,用死人的方式思考问题,这样接下来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我的确再没有轻生的念头,却开始偷偷藏药,不知道是潜意识里仍被死亡诱惑,还是仅仅想在枯燥的生活中找些乐子。鉴于我之前的乖巧表现,护士对我几乎没有戒心,我总是能轻易地把药片藏在袖子里、指缝间或者舌根下。我把省下来的药装在一个透明密封袋子里,塞到棉拖鞋最里面,我想或许有一天,我能用到它们。

 

我时常去嫦娥的病床前小坐,也不知道她是否还认得我。她病情越来越重了,经常从床上跳起,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把触手可及的东西全部摔得稀烂。病友不敢上前阻拦,生怕被她滚圆的拳头打成内出血。护士不得不动用束缚带将她绑在床上,给她注射了加量的镇定药物。打了针后的嫦娥,平静地躺在床上,她那么胖,却显得分外轻盈,仿佛一阵风吹来,就能像气球一样摇摇晃晃地飞向月亮。我把剥了皮的橘子放到她鼻子底下,她在睡梦中翕动鼻翼,喉咙里冒出一串模糊不清的音节。那串音节似乎是在向外传达什么讯息,连续几天都缭绕在我心头,但我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后只得安慰自己,也许这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发出的无意义声音罢了。

 

嫦娥是在满月的夜晚离开的。清晨打扫厕所的清洁工在最里面的隔间发现了她。当时她已陷入深度昏迷,脸色紫青,但仍有呼吸。她肥胖的身体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一个透明密封袋落在她脚边,袋子里空无一物——她偷了我藏的药然后悉数吞了进去。护工用担架把她推到急救室,还没来得及抢救,她就停止了心跳。嫦娥的死亡时间是早上六点,这一刻,隔壁病房的阿姨唱起了嘹亮的国歌。

 

我望着她被推走的身体,浑身冰冷,内心却平静得近乎麻木。我知道我不经意间参与了她的死亡,却酝酿不出一丝罪恶感。她沉睡时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在我脑海中越发清晰刺耳,似是在呼唤“救我”。我想象着她把肥胖的身躯塞进厕所隔间,一片一片吞药的场景,我宁愿相信这包药救了她,而不是杀了她。

 

再次入院的这段日子,除了妈妈每日探望,再无其他人打扰,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作息规律得如同生活在监狱。然而在我眼里,住院部却仿佛是天堂,它混乱又平静,诞妄又真实,至于那些身穿白色病号服、整日疯疯癫癫的病人,就是围绕在我身边的天使。

 

我恢复得不错,很快就会出院。但我知道,如果我一直以一个精神病人的身份生活在世上,人生就会轻松很多。

责任编辑:梁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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