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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 作者/赫恩曼尼

发布时间:2018-06-12 13:49|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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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后,我终于回家了。

院门口槐树底下,胡乱停放的私家车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我提着行李箱,把手上的飞机托运单还在,脚步却一毫米都挪不动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牢牢钉在柏油路上。远远地,我看见了她。

她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脑袋顶上的中分几乎是秃的,银白色的短发远看去像一层薄薄的塑料皮淋了雨。如果不是她抬起手,向空气中摆了三摆,我差点认不出她。要知道年轻时她那双大黑辫可够她骄傲的。是她没错了。摆手的体态一点没变,手过头顶时眼睛闭住,头偏向一侧,和她当年对我做的一模一样。她顺势望向我这边,我忙蜷起身子,缩到树后,心口突突直跳。她转过身,继续和邻居们搓起麻将,蒲扇摇得飞快。我心一横,转身离开了。

从旧金山飞了将近16个小时,才降落在灰濛濛的Y城。过去十余年,我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仿若身体的炉灶刚添一把柴火,冒过几缕薄烟,火刚烧起,又被冷不丁抽走,只剩细土般的暗青色灰烬。绕地球兜了大半圈,回来后还是一个人。如果说要怪罪谁,这一切都是那女人的缘故(不想提母亲两个字)。我无法原谅她。

那个年代,我结婚算晚的,1992年嫁给下海经商捞到第一桶金的刘宏新时,虚岁已经二十八。我们的结合就像儿戏。母亲上街买鱼,路上碰见同乡吴阳,聊起家事,顺便就把我给“交代”了。你闺女多大?我儿子大她四岁。那正好。母亲担心塑料袋里的鱼放久就不鲜了。就是这句该死的“那正好”,或者说,就怪那条倒霉的鱼,我们四人第二天一起吃了顿不冷不热的饭。母亲在席间表现得极为开明,说什么“闺女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也是她爹的愿望”。我讨厌她拿我爹说事,更烦她擅自绑架我的幸福,牙咬得直痒,吃进去的肉和菜没了味道,竟忘了多看对方几眼,只记得那人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讲话慢吞吞,不像坏人。好人和坏人——这神奇的二分法居然成了我丈量结婚对象的标准,和看爱国电影如出一辙。现在想来不可思议,虽然那时我已快三十,对结婚二字一头雾水,没隔个把月却成了一场婚姻的主角。

刘宏新是工厂厂长,手握一个厂子从进货到用人的实权。逢年过节,我们家从不缺年货,杭州的丝绸,海南的水果(平生第一次吃到芒果和香蕉),工人托人送来的布票,零零碎碎的金银首饰。我真嫁对人了。可算离开了从前那个死气沉沉的家。

事情急转直下从来没有预兆——如果说和刘宏新的婚姻给了我什么启示的话。那天早晨一如往常,我起床后在家收拾房间,擦拭床头柜上那块他常戴的金表,心里想着以后厂里不忙了,也一起出个国度个假,享受享受。从前“享受”这个词和罪恶相连,那时却开始时兴起来,人人口口相传,却对它的意思似懂非懂。结婚不到半年,刘宏新就让我从小学辞掉工作,每天收拾照顾家里(当时还不兴全职主妇这个词)。那时我虽干劲十足,但一想吃穿不愁,还不用每天面对情绪不定的学生、生一肚子窝囊气,很快就接受了。

擦拭,清洗,归置,买菜,做饭,做完家务,差不多就到傍晚,等到六点左右,他就该回家了。只是那天,手里的金表还在滴答滴答走,直到晚上他也没回。打电话到厂里,接电话的支支吾吾,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到后来干脆挂了电话。第三天,杳无音信,至此我也没想到他是丢下我跑了,以为是遭人劫持了,还傻傻报了警。和警察前后脚找上门的,是一群催债的盲流,半夜里疯狗一般砸门踹门,还用红油漆在楼道里喷上“刘红(宏)新去死”的话,五个惊叹号一个比一个长,直戳进我心里。难过的倒不是这些话,而是和你同床共枕两年的男人,不打一声招呼就从你的生活里彻彻底底消失,仿佛从没存在过。桌边的蜡烛烧了一半,烛泪还凝在烛台边上,冰箱里的生日蛋糕剩下一角,给我制造惊喜的那个人却不知去向。

来讨债的人开始三三两两聚集在楼底下,来回盘问路人“刘宏新死哪儿去了”。好在住这里两年,我们和邻居来往并不多。唯一认识的就是隔壁刘姨,她劝我出去躲一躲,神情夸张,仿佛家里着了火,生怕连累了她一家。我边打包边哭,虽说刘宏新人间蒸发快半个月了,但我还是不信他会丢下我不管,我抿住嘴,尽量不让自己嚎啕大哭。其实我是在默默期待敲门声,钥匙孔插入钥匙的咔哒一声,打开门,我想抱他大哭一通,安慰他说没关系,厂子倒了人还在,人在就能东山再起。可他再没给我机会。催债的人手握木棍,在我家门口烧起了纸,浓烟顺风飘到屋里,熏得我睁不开眼,眼泪更多了,止也止不住。有那么一瞬间真想打开门大喊:搞死我吧!我和他刘宏新没半点关系了!但我害怕,不敢开门,不敢再报警,一起身就感到脚边的土地轰然塌陷,坠入无风无声、时间停滞的深渊。手脚发麻,我只是哭,天昏地暗,倒在床上。

醒过来时已是夜里七八点的样子,天全黑了。我在窗前呆坐了好一会儿,空气里烧纸的糊味还没散尽。楼下路灯的黄色光晕里,一丛丛飞虫环绕,试探,冲撞,不舍离开,靠太近又烧死在灯泡上。就像我。开灯,不亮。他们可能已经从外面掐断了电线。是时候离开了。黑魆魆的房间里,摸黑把衣服和首饰塞进结婚时我妈送我陪嫁的唯一一件嫁妆——蓝灰皮革箱里,我身体里某个不具名的内脏不住颤抖,两只手不听使唤,眼泪也早流干了,拦了辆拉货的三轮车,拖着皮革箱,灰头土脸地逃命。

约莫半小时,三轮车停在了父亲铁路局分的砖红房子底下,前二十几年我住过的家。母亲开了门,屋子昏暗,只有内屋的电视机叫嚷着,旅行社红色的鸭舌帽底下,母亲露出惊恐的神色,她像是不认得我,凑近了,迟疑的目光落在我脸上。简单的一声“妈”梗在喉头,凉风从肺里升起,嗓子连着心凉了半截。时间凝结。她摆摆手,让我睡在父亲那屋的地板上。父亲去世后,他的床成了她的储物间,摞满了没用的商品盒子和废旧报纸。她没问我为什么来,刘宏新去哪了,她什么都没问,什么都不关心,又坐回到电视机前看起了歌舞节目,嘴里念念有词。第二天,她掐着皱巴巴的记账本,计算起住在“她家”的费用,煤气费,水电费,每顿饭的成本,连早餐喝的奶粉,吃的苹果都计算在内。她戴着老花镜,镜框卡在鼻尖上,看我时翻起松垮的眼皮,露出浑浊的眼白。等她最终说出那一串钱数,我心里最后一丁点火苗也熄灭了,黑洞洞的,整个人被掏了个空。

“我是你闺女,你都不肯通融吗?!难道要我拿首饰来抵?!”我喊出的话带颤音,嘴角忍不住抽搐,眼泪下一秒就要喷涌,但我咬住嘴唇,拼命忍住。像这样冷血的女人,不值得我在她面前哭,那无异于在猛兽面前流了血,露了短,只会引发更暴虐更疯狂的袭击和嗜血。

“通融?谁通融我?明天谁通融你?别指望着全世界都围着你转!你算老几啊?”她生气时五官揪在一起,眼睛不再浑浊,闪出凌厉的凶光。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人不像是我的母亲,倒更像是毫无人情、视财如命的包租婆,或是在街边偶遇的疯婆子。

“你疯了!我没钱给你!错了!我有钱也不会给你!”之前听人说,人生气时呼出的空气都是黑色的,我那一刻感觉自己心肝脾肺肾都被染成了黑墨一般的颜色,每吐一个字,鼻孔都散出一道黑烟。

“刘凤湘,你可以走了。出了这个门,咱俩不认识。”她说完,就把手里的记账本摔在地板上,瞪我时眼睛是血红色的。

我的人生轨迹就此被改写。如果母亲继续收留我,我们可能重归于好,不排除一起生活的可能;我再不喜欢她,也知道她受的苦够多了,想过为她做点什么。但她替我关上了这扇门,锁得死死的。而我没有钥匙。

跌跌撞撞下楼,不知怎的,脑海里一幕幕都是惨剧,我被讨债者的棍棒袭击,刘宏新在背地里窃笑,我和母亲老死不相往来。那一天,我生命里最黑暗的一天,像卡了带的磁带,一遍遍回拨,命运用黑色的刻刀将它牢牢嵌入我的皮肤,翻出血肉,每碰一下,抽筋拔骨的疼痛便袭来。——1971年10月6号,父亲从江中被捞起,肿胀得不成人形,他卧在一块透明塑料布上,凹进被雨水打湿的泥土。我跪在妈妈和姐姐身边,反复念同一句话:“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不明白我们三个为什么要跪在脏兮兮的泥地里,为什么要挤在混乱的人群中,为什么要对着一个根本不像爸爸的人哭喊,为什么不能回家。如果姐姐说的是实话,父亲的死和母亲脱不开干系。

 

从记事起,父亲就是个影子一样的人。他常年在火车机务段工作,那时的火车烧煤,父亲有时铲煤,有时轮班开车。因为工作忙,他常趁我们沉睡时回家,偷藏几块大白兔奶糖在衣橱左下角的抽屉里,再用花布盖上。我和姐姐都记得他说过的那句话,宛如蜜糖:“乖乖听妈妈的话,有糖吃。”我们开始还真以为糖果有灵,听话就会出现哩。直到一晚装睡时,看到父亲偷偷放糖时隆起的肩膀。一个人的背影比脸要多情。父亲的背影,母亲的脸,一个是温情的美梦,一个是惊悚的噩梦,两个天差地别的人怎么会生活在一起?我想不通。

10月6号是没有糖的日子。之后再也没有了。姐姐说,前一天的晚上,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通,大概是和父亲不肯检举揭发他的老领导有关,母亲口口声声:连累了这个家。父亲和别人不一样,姐姐说,别人都肯说胡话,为了保住自己、保住整个家,可他偏不肯。第二天,父亲的火车发生特大事故,整条列车脱轨后冲入江水,瞬间无声无息。

不幸。自从我学会了这个近乎悲壮的大词,父亲就是那个和它相配的人,而母亲则是自作自受,不值得怜悯。从那天起,家里的唠叨多了,饭桌上的剩菜剩饭多了,父亲在她口中成了不知体贴人的“老头子”。我们之间,隔一整座冰山。

母亲朝我挥手、拒绝我的决绝刺痛了我。万念俱灰,我想起远在美国的姐姐。我用红布兜收好带在身上的首饰,拿去金店典掉,换来几张旧票子,饿着肚子挤上公交车,到邮电局排队,填表,打国际长途,一分钟十六块,说了足足五分钟才讲明我的处境,那几乎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

到美国的第一晚,我把头埋进被子,欲哭无泪。一半是因为远离家乡,一半是因为姐姐。多年不见,她的神态和脸上的纹路全数继承了母亲,她对我笑,我却感觉不到亲情和温暖;她摇头表示遗憾,却像对着街上的乞丐那般置身事外。我接受了她提议的房租价格,因为没处可去,只能安慰自己说,这是美国人的习惯,怪不得她,唯有这样,才能从绝望中暂时解脱。

为了还清房租,我在披萨店里切过披萨,给家具店扛床垫,替老到不能动的人遛狗,在商场里卖过化妆品,给社区学校擦过地板,在饭店后厨刷盘子,因为没身份,时薪低,只要别人乐意聘,我就拼命干活,有时同时打几份工,比那些墨西哥、菲律宾、印尼来的都勤快,几年时间攒下了点钱,终于在旧金山郊区买下一处年久失修的老房,逃离了姐姐,过起了独居生活,没人认识,没人惊扰。

我醒着就玩命工作,饿了就大口吃饭,夜里倒头便睡,别的一概不想,一概不念。因为我知道,只有像蛇一样冷血,没有温度,不念情面,滑过遍地荆棘才能不受伤,不受伤也就不需要时间舔舐伤口,等待痊愈。就这样,我忘记了上一段婚姻,忘记了国内大大小小的伤心事,渐渐活成了一个没有根也没有未来的人。无论对谁,我都不抱怨,一个人的时候更不为过去的事后悔,不去想以后怎么办。人呐,一旦没了退路,就比刀枪剑戟还坚韧。

唯一还能挑动我神经的,就是独自一人走夜路。家附近的路灯灯泡都被穷人拧走卖了钱,在寂静无人的黑夜,鸦鸣遍野,我竟怀念起小时候被姐姐牵着手走过深夜的巷口,还有母亲哄我入睡时哼唱的歌。后来我买了辆不知是几手的车,再也不敢走夜路了。

 

保罗的出现弥补了这些空洞。同居七年,无非搭伙过日子,说爱也没多爱,只不过凑巧在彼此的空当认识了,像饮食男女那般满足对方的需求,好不再那么难熬。原先我以为自己爱刘宏新,可分开后这个人的面孔早就模糊了,偶尔想起,心里不疼不痒。我以为自己爱保罗,可当他说分开,我没多说一个字挽留。他不能忍受我用“结婚”二字反复试探他,我也受够了他凡事都AA制,像极了我那绝情的母亲和姐姐。

分开后,我失去了继续独居下去的胆量。无论怎么劝服自己,这里都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我决定回国。十四年后,我回到Y城,看见了母亲。

 自那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回去看一眼,就站在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我说不上自己为什么要去,为什么始终不肯上前说一句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母女那样自然地聊起家长里短。这些都是太宏大的课题,仅凭我一个人的力气,解不开。

久而久之,我摸清了母亲的“行踪”:早上七点到菜场买菜,她喜欢将两兜子的西红柿和芹菜系在一起,一前一后扛在肩上;她站在摊子前挑苹果,眼睛紧贴上去,好像要把整个苹果塞进眼珠子里,用大拇指从头到尾抹上一遍,确认没有破损后再丢进布袋。下午两点,她出门遛弯,有时到家门口的凉亭打扑克,为谁该坐在阴凉的地方争得面红耳赤,不用猜,结果总是她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耳背,她的说话声永远是人群中最大的,还没进院子,就能听见她高高吊起的嗓门,声调比年轻时训我们还尖锐。她热衷于和人吵架,吵的时候一根手指指天,好像那里有谁在看,虽然已经掉光了眉毛,还是隐约看到她眼睛上方的一弯肌肉在用力颤抖,像进攻前的母狮子。晚上七点之后,她多半在客厅看电视,三楼的窗口黑洞洞的,交替闪烁着蓝色和黄色的光。

有几次,我就站在三楼楼梯口左侧的漆红色铁门前,用手摸一摸生了锈的圆形门锁,锁眼周围都是钥匙戳的凹痕。门上挂的春联卷起来的残角上积满灰尘。小时候每到春节,家里就会煮猪肉白菜馅的饺子,父亲和母亲不在那天吵架,只哄我和姐姐开心。在国外的这十几年,我不过春节,不和人提起过去,用尽全力忘记这个家。可什么是家呢?眼前这扇熟悉又陌生的铁门吗?还是屋里那个把我生下来,养我二十几年,到头来却不肯收留我一起生活的女人?那个一头栽进江水里早早死去的面目模糊的爸爸?远在美国的姐姐?给过我幻想却悄无声息消失的刘宏新?和我同样恐惧婚姻又频频试探婚姻的保罗?我蹲在家门前,眼泪扑簌簌地滚落。直到邻居家有人出来,门锁一响,我扭头便下了楼。

之后的若干年,我从未鼓起勇气敲响那扇门,也无法知道那扇门打开之后,得到的是冷漠的挥手还是热情的拥抱。我偷偷摸摸地上楼下楼,害怕相遇,又默默期待一次不经意的迎面撞上。我需要一个理由,一句说得出口的借口,才能在真正面对她时不那么慌张失措。

再见母亲,她已不能说话,不会挥手,不会拥抱,也不会谩骂。她躺在窄窄的病床上,小小的,像一颗干枯的火柴头。急救医生在她随身携带的卡片上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这串号码的,也不知道她出于什么心情把它写在那里。电话那头,医生语气平淡:人快不行了,还有一口气。赶往医院的路上,脑袋和身体都是空的,像一块碎纸片那样轻飘,每一步都像踏在风里。我无数次预设相见的画面,也曾设想自己紧握住她的手说,算了,妈,我原谅你了。我想拨开她额前稀疏的银发,认真看一眼以前只能远望的那张脸。

我真这么做了,只是她感觉不到了。

在医院的楼梯里跑上跑下,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十几遍,我甚至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些文件上写的什么,它们无非都印证了一个事实:母亲不在了。等医院的工作人员离开时,我莫名其妙地想起母亲说过,“凤”是她的乳名,“湘”是父亲的老家,姐姐的“皖”是母亲的故乡,我俩的名字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家了。

整理母亲遗物时,我从堆满杂物的床底翻出一只生了锈的铁盒,用碎花布包裹着,花布上落满灰尘。碎花布包着的,只能是爸爸的大白兔奶糖,不能是别的,恨意袭来,我气母亲毁了这个家,可惜不能当着她的面骂出来。

要收拾的东西太多,铁盒又太不起眼,被我丢到一边,我不想再住进这个家,于是想到卖掉它。中介上门后看了一圈,说:都清干净吧,放这儿也是当垃圾丢掉。房间清空的当晚,我躺在暗红色的皮革地板上,望着眼前天花板的水渍和翻起的墙皮,感觉自己经历了太多荒唐事,不知道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我双脚并拢,打开双手,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任人捶打。无意间右手碰到了个硬疙瘩,是被落在墙角的铁盒。打开,是一沓沓被抻平压扁的奶糖包纸,糖纸泛了黄脱了蜡。糖纸底下,压着一捆爸爸单位的稿纸,纸页下方印着Y城铁路局的淡绿色小字。每张纸上面只写一两句话,字迹娟秀。

 

国滨:你走之后,家就不像家了,没人和我吵架了。

1971年10月 凤

 

国滨:小皖决定到美国去,我偷偷哭了一夜。

1980年6月 凤

 

国滨:今天闺女大喜,你若在,甚好。

1992年4月 凤

 

国滨:我把闺女撵出了家门,做了不是人该做的事,会遭你恨,遭你骂吧?我们这代人,失去得太多了,所以连到手的,都要假装撒手,就为了看她还会不会回来。她走了,我的心也空了。

1994年12月 凤

 

国滨:今天是千禧年的大年初一,大闺女的生日,她去美国已二十年。我那时偷偷告诉她,要留下妹妹,但不能白吃白住,家人是可以依靠,但她还得靠自己活下去。以前都是你和她们最要好,我拿你传话,糖纸我还留着,闺女却不见了。你知道自小我娘打我打得最凶,爹也不管,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和她们说话。你要在,就好了。可你要是在,我还得和你吵。真作孽。

2000年2月5日 凤

 

国滨:今天她回来了,虽然没和我说话。我看见她了,她应该也看见我了。

2008年8月 凤

 

国滨:我们俩只相隔一扇门,她在外面哭,我在屋里哭,不知道打开这扇门需要多久。

2011年3月 凤

责任编辑:阿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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