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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有多孤独? 作者/孙未

发布时间:2018-12-17 11:26| 位朋友查看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若喜欢,请推荐给您的朋友。我要分享到:

六年后回到瑞典的哥特兰岛,文学中心的那栋房子今非昔比。当初那一双一见钟情的作家早已离开了,还记得他们的存在点亮了整栋房子的六月,他们在大树下拥吻,在房子后面的森林里晨跑,在厨房里一起做晚餐,在海边紧紧相拥眺望永不熄灭的夕阳,在教堂的废墟中毫无目的地彻夜漫步,在六月的白夜里,他们闪闪发光。

尽管那只是一个幻觉。

来自英国的男作家有一张和科林·菲尔斯很相似的脸。挪威的女诗人身材纤小,暗金色的齐耳短发像缎子一样。一年以后,这位挪威姑娘生了个漂亮的男孩,脸书上和她共结连理的男士是个陌生人。

今夏的这栋房子里黯淡无光,陈设一点没变,只是这里来来往往都是孤独的人。这才是所有文学中心真正的样子吧。

一个人的时候,我喜欢一边做饭一边吃,站在电磁炉餐台边直接吃完了事,省得坐下来矫情地摆弄刀叉酒杯,还得多洗好几个盘子。我正吃着的时候,就有个金发碧眼的男青年端坐在餐桌上,面前什么食物都没有,只有一份报纸,他也不看报纸,满脸兴致盎然地观察我咀嚼的全过程。

他叫埃里克,是芬兰作家。应该非常年轻吧,浅金色的头发照耀着厨房背阴的那一半。厨房很大,住在房子里的作家们随时都可以用。然而埃里克坐在那个位置已经很多天了,每天晚餐时间自己不吃饭,光看别人吃饭,乐在其中的样子。

“你这么看着我吃饭,我不太舒服。” 我没好气地说。

“噢,对不起。” 他假装把头埋进报纸里,过一小会儿又偷偷挑起眉毛来看。

我严肃地指出:“我理解看着别人吃饭是一件有趣的事,比如说我们养宠物,就喜欢看着它们在盆子里吃吃吃。但是请注意,我不是你养的小猫或是小狗。”

他叹息:“我就这么点小小的爱好!” 接着他又试图跟我聊天,他是这厨房里的“聊天男神”,连同母语在内总共会十一种语言,成天缠着人用不同的语言交谈。途经此地的各国作家都可以证明,他的任何一种语言都讲得神乎其神,发音和用词无可挑剔,听力也是一流。然而没人喜欢跟他说话,来这里的作家大多数偏爱一个人静静。

我也是。

我抗议道:“你们芬兰人不是很内向的吗?” 芬兰公交站上,每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少于两米。电梯里只要有一个人进去了,另一个人肯定自觉地选择爬楼梯。

埃里克哈哈大笑:“我是个变异。”

瑞典女作家古妮拉就特别不喜欢搭理他。古妮拉五十几岁了,一直单身,有极为自律的生活节奏,勤勉严肃寡言。不过她倒是挺愿意跟我说话的,这让我即便对此有点心烦,也不得不接受这份荣幸。这天晚上,古妮拉肿着一双眼睛,像是哭过了似的。她把我拉到摆满罗勒和百里香盆栽的窗口,背对着窗外海平面上的教堂剪影,压低着声音告诉我今天清晨的倒霉事。

古妮拉有个千年不变的习惯,清晨五点半起床,六点吃早餐,六点半去海边游泳,在波罗的海这个时刻冰镇一般的水里欣赏朝阳熹微。今天当她走上通往海水深处的栈桥,还没脱下外套,就看到栈桥尽头站着个男人。男人朝她走过来,毫不避讳地脱掉浴袍,里面一丝不挂。

“太恶心了,这么美好的早晨变成了一个噩梦。” 古妮拉捂住脸。

“他肯定是个疯子。” 我把她揽在怀里使劲抱了抱,她的肩膀硬得不像个女人。

“我再也不会早上去游泳了。” 她哽咽了。

“他不会每天在那里的。”

“谁知道呢?总之我不能再去游泳了,但是——如果我早上不去游泳,我的一天该怎么开始呢?我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想起有一位国内的女性朋友,深夜回家,坐电梯上楼,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她看到几个农民工坐在楼道里喝啤酒打扑克,她立刻按了关门键,乘着电梯下楼,在京城霓虹不灭的街道上走了整整一个通宵,直到天亮才返回自己的住所,吃下安眠药,躺倒昏睡到夜幕再次降临,醒来后裹着被子坐在大床的一角,觉得身心俱疲。

我对古妮拉说:“明天早上六点半,我在厨房等你,陪你一起去游泳。”

话说出口,我就挺后悔的。她是百灵鸟生物钟,我是猫头鹰,六点半对我而言还是睡眠上半场。再说我从没试过一早就参加社交——让另一个人类扰乱大清早我的心神,接下来的一整天我该怎么过?

“明天六点半,我也一起去。” 埃里克又偷听到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六点半的哥特兰岛,厨房周围的大海与森林深处有几千只鸟儿在不同的方位歌唱,那声音有如夏天午后的蝉鸣振聋发聩。日出的时间早就过了,晨光与黑暗的战斗却并不顺利,看上去好像是幽暗的天边裂开了一条口子似的。我喝了一小杯古妮拉煮的咖啡,觉得大脑的清醒的部分也像是在混沌中裂开了一条口子。

埃里克的情形并不比我好多少。他裹着个睡袋似的厚大衣,四肢缩在里面,还强作活力四射,蹦蹦跳跳的。我则套在长羽绒服里,幻想自己仍旧身在被子里,只有灵魂在梦里顶风步行,参加这一场怪异的清晨聚会。

我们三个人一言不发沿着一段兴建于十六世纪的古城墙往前走,走出残破的城门,经过一座曾用作麻风病院的废弃教堂,穿过漫长的森林步道,追随着海面的光芒,直到又沿着海边走了半个小时,古妮拉终于止步在一处僻静的海滩前。我和埃里克都松了一口气,看着她走上栈桥,脱掉外衣,露出一身惨白的赘肉,高高兴兴地跳进了海水里,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其他危险人物的出现。

打开手机,天气软件显示,此刻是九摄氏度,海水温度估计还不足五度,这就是北欧的八月。不争气的苹果手机害怕低温,被海风吹着就忽然死机了,我裹紧羽绒服,把手机也捂到口袋里,就听埃里克说:“我给你拍张照吧?”

“为什么?不要。” 我警惕地瞪着他。

他讪讪的:“……难得一大早到这里,留个念,大家不都喜欢这样吗?”

“那我给你拍……” 我尴尬地掏手机,手机还没焐热,不知道复活了没。

“不要。” 他倒退几步。

瞬间我们就不再相互说话了,知晓彼此是同类之后,说话已经没有必要。

如果要在人群中划一道线,线那边是“大家”,线这边就是不爱拍照的人,我们这些人自觉有如陌生人途经这个世界,最好是不留下一丝痕迹,仿佛我们从未来过。但愿我们从未来过。

古妮拉从大海里重新爬上栈桥的时候,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客套一句:“哎呀,你们怎么不游泳呀?” 这是她可爱的地方。她看上去神清气爽,脸蛋红扑扑的,一边穿衣服,一边嚅嗫着跟我们解释,按照她的习惯,晨泳之后,她要坐在海滩上做半小时的冥想,在此期间,她希望是一个人,周围没有人干扰。

这么快就卸磨杀驴了。

埃里克如蒙大赦,欢快地答道:“好哇,那我回去补觉了,回见哈。” 他居然没问我要不要一起走回去。

对于我这个拒绝障碍症患者而言,最轻松的莫过于和他们相处,完全不用我来说“不”。我顿时周身轻快,说声“再见”,就脚步如飞地离开这个让我神经紧张的临时社交场所,去往另一处更为人迹罕至的海滩,享受一个人难得的海边晨光。

此时阳光渐盛,海水的颜色却变得更加深暗,有如黑夜里的蓝宝石一般光泽难测,这是北欧大海特有的颜色。我的眼睛沉浸于这样的色泽中,耳中听着波澜安详的节奏,几乎要在漫步中入定了。

这是小城辖区内最开阔的一处海域,几乎是地图上的边界。大海在我这一个人类面前展露了超过270度的视野,我的四周被海鸟环绕,它们此刻都很寂静,每一只鸟各自站在一块海水中央单独的礁石上,互相不说话,歪着脑袋在冥想。有几只成年海鸥翅膀非常狭长,它们背对着我,在脖颈上方合拢翅膀,白色长外套,橘红色的袜子,看上去活生生像几个身材瘦削的人类站在海边埋头沉思。

我站在这一片奇境中,蹑手蹑脚走上栈桥,向着大海深处走去,蓝宝石在我脚下安静如斯,璀璨发光。

栈桥的起点是金黄色的沙滩与玫瑰红绿相间的植被,直通入海,长度大约有一百米左右,二人并行的宽度,全程凌空于海面上,尽头是一条板凳与一架入水的游泳梯,连接着无穷无尽的深色海域。

正当我走出八十米左右的时候,海水仿佛瞬间苏醒了,仿佛它看见我的到来,蓦然起身张开双臂拥我入怀,前后仅几秒钟的时间,巨浪从海天交界的远方从容地推涌而来,化作无边无际的惊涛骇浪,与整个世界一同放声呼喊,大自然久久沸腾不息。我忍不住也张开双臂,长长地呼应了一声,忍不住大笑起来。

忽然很想告诉谁此刻的心情,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觉得没有人会懂。

于是一个人笑着自己,欢喜地走向栈桥的更远处。一排海浪迎面而来,给我来了个淋浴,用袖子擦头发流下的海水,坐在板凳上,望着合抱着我的这片海,辽阔如斯,优美而性情。海风里,衣服很快就干透了。

夜里我一个人在卧室里打坐的时候,正好能望见底楼厨房的一间窗户,将近十点,古妮拉刚开始着手烹饪她这一天的正餐,备菜,切块切丝,在砧板与盘子里分成一堆堆,有条不紊。

她走得和钟一样准。我懂得,这种严格的习惯往往更有效率地替代了一个生活伴侣。在生命的河流中漂浮,总需要有一个锚,以免我们被不可控制的情绪冲走,生活伴侣可以是这个锚,自律的生活程序也是一样的,且变数更小。我们不会有别的干扰和敌人,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自己。

用毕晚餐,古妮拉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仔细读过之后,在上面写了两个字,随后将这张纸端正地贴到冰箱门上,用磁铁小心地固定好了。

一个钟头之后,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点尼古丁,裹上羽绒外衣,我下楼穿过走道去厨房。我的口含烟草存在冰箱里。

冰箱门上贴着的那张纸上写着:

桑拿派对,周五。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女性。九点半到十一点,男性。请填写您的出席信息:您的姓名,肯定来、可能来或者肯定不来。自己带上点冰啤酒啥的别忘了。

通知下方的署名毋庸置疑又是埃里克,他这么爱热闹,他写的书真的能读吗?

我在那张纸上找到了古妮拉的签名,她写的是“可能来”。

事实上,所有人写的都是“可能来”。

唯独一个人写着“肯定不来”,签名是安娜斯塔西娅。

安娜斯塔西娅来自俄国,记者,纪实文学作家,年轻得像一杯烈酒。她总是一个人桑拿。房子的地下室有阔气的洗衣间和桑拿房,有几个夜里我拾级而下去取烘干的衣裳,要是看见安娜斯塔西娅的红衬衫挂在晾衣房里,就知道她又在桑拿房里了。

那个桑拿房需要预先开一个小时才能达到理想温度,从节能角度而言,一个人桑拿显然是对地球有害的,不过谁喜欢和另一个人裸裎相对呢?尤其还得在内间的桑拿房和外间的冷水淋浴之间不停地走来走去,到底是围着毛巾还是不围着呢,各种尴尬。尤其明明是异性恋者,偏偏要面对裸体的同性。

我尝试过一个人桑拿,然而,我不行。这令我莫名地佩服安娜斯塔西娅。

谁都不会想到,在这里独自桑拿,其所需的心理承受能力大过一个人做任何事。

北欧的桑拿温度实在太高,根本调不低,把门一关就跟进烤箱没太大差别,往木炭上浇水比往煮沸的油锅里倒冰块的反应还大,一两分钟后我就觉得皮肤都脆了,肌肉里还没能感到暖意,等肌肉都能闻到烤肉香了,骨头里还是冰凉的。

这种环境比一个人烧炭自杀恐怖多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死得多惨。比如说,发现毛巾忘记在冷水淋浴间,那你就等着被活生生烤熟吧。那扇木门太烫了,手上不裹着毛巾根本触碰不了,推门有如去摸铁板烧,感觉立刻会被烫得骨肉分离,这门怎么推得开?

最糟糕的是,谁也不会把衣服带进桑拿房里是吧?谁也不会事先准备好要去死在桑拿房里。同理,近年来我一直想改掉裸睡的习惯,就是担心死后被陌生人发现的尴尬。不过也许烤熟之后也就没有这份尴尬了,毕竟没有人笑话过烤鸭是裸体的,人们懂得欣赏它们的皮色与口感。

据说安娜斯塔西娅每天一个人做一次桑拿,她没有因此患上幽闭恐怖症,恰恰相反,她爱上了独自享用整个密闭无人的桑拿房,这已经成为她旅居此地的最大乐趣。记得有一次波兰的两名作家即将回国,亲手做了苹果派,买了卡尔瓦多斯酒。大家坐在厨房里喝着喝着,安娜就不见踪影了,足足过了两个多小时她才再次出现,脸蛋红扑扑的,敢情是嫌大家凑在一起喝酒浪费时间,瞅了空一个人到地下室烤桑拿去了。

所以说安娜是不可能参加什么桑拿派对的,她只会暗自嗟叹有人占了桑拿房。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住在文学中心的作家若要以婚姻状况分类,总有一部分单身的,一部分有家庭的,和现实生活中的状况一样,只不过鄙视链的排列顺序不同。

来这里的人,单身的决计不肯结婚,若是你要祝福他早结良缘,堪比最恶毒的诅咒,大忌。偶尔大家一起吃饭,共享几瓶莎当妮或黑皮诺,酒瓶里最后一滴酒是决计没有人喝,也没有人胆敢往另一个人的酒杯里斟。

“谁会是幸运的那个人呐?谁喝了那酒瓶的最后一滴酒,谁就会是下一个新郎或新娘……” 听过这首歌谣没?太可怕了,虽说我们都不迷信,但是这种倒霉的事情一定要避免。

至于那些有家庭的作家呢,其余人等对他们嗤之以鼻,在家里呆着好好的,为什么偏要特地申请到这与世隔绝的小岛上来?孤身住在单人间里,一住就几个月,也不通勤赚钱养家,也不带孩子,也不分担远方的家务,连电话都不怎么打回家。哼哼。

这些人要是胆敢在这栋房子里谈论幸福的家庭,晒丈夫,晒妻子,晒孩子,晒房子,肯定会招来 “呵呵呵” 的回应,遇到安娜那样的,还会利落地甩下一句:“我妈不让我跟傻子多说话。” 所以这些人最好是省下了世俗生活中的谎话,直接承认家庭是个错误,申请来这里绝逼是为了逃避家庭,逃避生活,图个清静,在不受家人鄙视和干扰的环境中重拾自我,偷偷写几百页所谓著作。

有的人还会夸张地补上一句:“只有躲在这栋房子里写作的时候,我才重新觉得我做回了真正的自己,可惜这时间太局促了,一年一个月,十二年才凑满我一年的日子。我这一生中养家糊口带孩子伺候老婆,满足各种社会标准与周围人的愿望,剔除这些要命的所谓现实生活,就只给我自己剩了这么点时间码字,还必须躲得远远的,免遭他们闲言碎语冷嘲热讽。”

够真诚,大多数人都满脸谅解地望着他,指出问题的核心:“活该!”

有家庭的作家按年龄和辈分的区别,我们叫他们作“祖父祖母”、“大妈大叔”。没有家庭的,无论年龄如何,都不称“大妈”,因为在词汇之海的概念中,没有自甘孤独的“大妈”,只有贪图热闹没有别人活不下去的“大妈”。

这栋房子今年的八月里,有四位“祖父祖母”、“大叔大妈”,他们偶尔也会炫耀一下内心的孤独,比如说,有些午后,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喝咖啡、吃超市里买回来的廉价蛋糕时,一位祖父年龄的男作家汉斯曾经有过惊人之语。他来自德国,是个产量不高的小说家,很多年前还颇有点名气。

汉斯望着空荡荡的灶台,幽幽地说:“真希望妈妈在这里啊。”

“……” 古妮拉、安娜斯塔西娅、埃里克和我当时的表情是这样的。

其余人等居然颇多应和者。比如来自丹麦的祖母立刻点头称是:“这么多年照顾家里人,年纪大了,都忘记被人照顾的感觉了,难得在这里偷个清闲……是的,现在就缺一个妈妈在灶台边忙着,多希望有人照顾啊。”

他们年纪太大了,恐怕已经忘记,有妈妈照顾是挺好的,但是相应的,必须陪着妈妈聊天的时间不会比自己给自己烤一个蛋糕更短。

周五晚上七点半,桑拿派对时间。

埃里克早已提早一个小时启动了桑拿房,此刻地下室里热气腾腾,坐在厨房里都能听到气流和电源的脉动。不过那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写下“可能来”的意思,自然就是婉拒咯,肯定不会来又不好意思明确说“不”才这么写的,安娜是唯一足够诚实的人。

神奇的是,埃里克期待的派对居然开起来了, 就在桑拿房的天花板之上——厨房里。

为了避开不去桑拿排队的尴尬,绝大多数人都提前来厨房做晚餐,打算早早用餐完毕,躲进各自的房间,蛰伏到桑拿结束的时间,结果就彼此遇上了。难得这么多人凑巧聚在一起,择日不如撞日,便打开几瓶存在壁橱里的酒,在餐后一同喝起酒来。

连安娜斯塔西娅也在这里,不能晚上一个人去桑拿房消磨时光,她坐在厨房里握着一盏酒,怅然若失。

丹麦祖母从壁橱里找出一本旧趴趴的拍纸本,摸出半截铅笔,醉醺醺地挨个儿问每一个人:“哎,说说,你最亲密的人是谁?我给你记下来。”

埃里克举手:“我最亲密的人,是我的前女友。”

哎哟,没想到埃里克还是个情圣。

“别误会,我说的前女友,就是泛指前一个女友呐。” 埃里克拿起各种酒瓶给每个人斟酒,一副希望大家都洗耳恭听的姿态。他这么需要别人的关注,真是让人瞧不起。

埃里克自承是一个特别害怕孤独的人,他觉得自己是“卵生”的,而且至今没有被“孵化”。他活在一个与生俱来的厚厚的蛋壳之中,从里面无法击破。

他掌握十一种语言的驱动力全然来自于此。他想要一种更深入的交流,在自己小小的国度中找不到这样的人,还有这个星球上数不清的人类。出于对灵魂沟通的执着,他还要越过英语这一堵所谓国际语言虚伪的墙,用他人的母语去交流。

学到第十一种语言之后,他觉得语言原来是多么虚弱无力的媒介啊。所有的误解都因语言而起,所有的心领神会只来自于沉默。这种沉默究竟是怎样的呢?他只在小说和宗教典籍中读到过。

埃里克是个容易讨女孩子欢心的家伙,有一度,他发觉性爱是孤独绝好的止痛药,跟用阿司匹林对付偏头疼似的,至少每四小时一片是管用的,药效过了可以继续服用,有点伤身体就是了。当然性爱不是药房里的标准片剂,有无感的,有无聊的,也有绝妙的。遇到后者,埃里克就会有一种错觉,仿佛他与生俱来的壳有一瞬间消失了。

当他的手掌触摸那具让他感受非凡的躯体,肌肤背后的温度在微妙地变化,微小的血管轻轻跳动,“我和这个人类之间距离为零了”,他被这种强大的幻觉淹没了片刻,就像是潜入浴缸温热的水底躲藏上一两分钟的时间,然后他又得回到正常的呼吸中,水面上的世界边界生硬。

过了些年之后他厌倦了这种循环,一切都是徒劳无益,他开始进入漫长的禁欲期,省下更多的时间博览群书以及埋头码字。

没有前赴后继的新女友之后,伴随有一些日渐严重的戒断反应,比如说,以往,他并不介意一个人大摇大摆去餐厅享用美食,后来他便无法去一些环境优雅的餐厅,他看不得其他餐桌上情侣耳语微笑,受不了那些不慎飘入他耳中的无聊言语,他觉得侍者看他的眼神带着同情。不想做饭的时候,他落得只能去肯德基和麦当劳解决肚子的问题。后来他连这些快餐店也不想去了,孩子们成群结队的身影让他觉得想哭。

自己做饭总有气馁的时候,一个人煮给一个人吃,过于精致的话总觉得有点伤感,草草了事则违反了饮食审美。最后他的饮食审美还是向无谓的伤感妥协了。他只买组合好的冷冻原料,他一天烹饪整整两天的食物,这使得他的食物摄取降低到一种维持生存的行为,若是使用东方式的调侃,这简直有点“修仙”的意思了。

“多么奇怪,我居然还为了失去了异性关系而减肥成功了哎。” 埃里克自嘲地说,“虽然我知道我要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他要的那个东西是否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不知道,至少他深知不会有人来拯救他。正如他曾迷恋的异性关系,是一种普世的幻觉,总有人错觉这种关系可以治愈一切水土不服,事实上不过是一点与灵魂毫无关系的荷尔蒙。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朋友、同事、家人还是异性,所谓建立亲密关系乃至灵魂对话,都是一桩让人绝望的尝试。

“我是一个陌生人哎,我偶尔经过了这个世界……” 有一首爱沙尼亚的歌谣好像是这么唱的。

丹麦祖母将铅笔转了个圈,铅笔停下来的时候,笔尖恰好指向安娜斯塔西娅。

安娜大大方方地答道:“噢,那个最亲密的人嘛,是我丈夫。”

她看上去不像有丈夫的样子。

“我们已经分居了。” 安娜从容地面对众人脸上怀疑的神情。

分居的原因颇为高大上。“我们的政治观点不同。” 她耸耸肩。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状态通常如下:恋爱中的年轻人考虑分手是因为月经期间男友回复“自己多喝热水”,结婚前是因为买房的时候房本上只写一方的名字,婚后则肯定不是因为“坐在宝马上哭”,而是因为没有宝马。

安娜斯塔西娅不喜欢普京的政策,她丈夫也不喜欢。

安娜认为,不喜欢就得写点什么。她为瑞典媒体写本国民生现状,为本国媒体写俄罗斯流亡作家在瑞典的生活现状。拿破仑认为,如果当初他拥有《真理报》,那么全世界都不会知道有滑铁卢这回事儿。安娜的丈夫则认为,写点什么又不能改变世界,反而会惹来麻烦,不如保持沉默,生活在《真理报》的太平盛世中,脑袋足够机灵,日子又过得足够小的话,没准也能活得安逸长久。

安娜与丈夫青梅竹马,相处已有很多年。她爱这个男人,况且他们彼此懂得,他们在智力与见解上是可以对话的。这实在是异性关系中实属罕见的范例了,所谓灵魂伴侣的陈词滥调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安娜想过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他,比如说,她向丈夫建议过,至少他们可以一起离开这个国家,她可以在另一片土地上写些无关紧要的报道。

她的丈夫表示,他不相信这个星球上有理想国,任何一片土地都会有自己的问题,也许更糟。在这个国家,他们至少还有自己的房子和二手车、熟悉的人脉、母语。

安娜相信她丈夫的智商,她知道他的想法也许更聪明,她总是更笨拙一些,刚猛有余,幼稚偏激,经常撞得头破血流,还得由他去警察局收拾残局,将她保出来,一次又一次。然而她必须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不能由她亲手在脚下建造,她也需要去相信,要是让她放弃了心里的这一点火热,她就熄灭了,不再闪闪发光,在这个世界上死去了。

这个男人曾经是最靠近她灵魂的那个人。但是两个人的相互吸引注定两个人是不可能相同的。对于在漫长的时间中一起走下去这回事来说,哪怕最庞大的不同也可能是无害的,哪怕最细小的不同也可能是致命的。

这个全世界可能最懂得她与迁就她的男人,可以与她最亲密的人,她不得不离开他,这样她才能作为自己活下去。一个人活下去。选择并不难,难的是不可以再回头看。

俄罗斯冬天室外有多冷?据说在大街上步行最好不要掏出手机来看,气温太低,苹果手机当场死机,三星据说可以坚持五分钟,华为可以坚持十五分钟。这并不妨碍我依然在用我的苹果手机,因为我并不生活在俄罗斯。

瑞典的冬天有多冷?据说北部地区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冰箱呢?

因为可以把食物放在零下十八度的冷冻室里保温啊。

还可以打开零上二度的冷藏室来取暖用啊。

如果人与人心中孤独的感受可以比较,这应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吧。

总有比想象中更寒冷的地方。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雪景。

“我是一个陌生人哎,我偶尔经过了这个世界……” 是谁刚才在做饭的时候哼过来着。

丹麦祖母又打算接着问更多的人,我们都知道她是装醉,嬉笑着躲开,有的撺掇她自己先回答。她笑而不语,握着铅笔静待记录。因为德国祖父年龄的汉斯欠了欠身,正在等大家静下来。

汉斯子孙满堂,先后有三任妻子,有一位还在任。我们都觉得,他所谓亲密的人无非两种可能,一种俗套,诸如孙子孙女,或者妻子。一种也不见得有新意,也许还算有趣,比如说,这位老祖父多年来还私藏着一个妙人儿。

“如果当得起 ‘亲密’这个词,这么多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妈妈。” 汉斯认真地说,“尽管她跟我一点都不亲密,从来都不,我十二岁那年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她,而且在此前的一些年里,她都很少回家。”

汉斯念出他母亲的名字,苏菲。这个名字的发音听上去有些生疏了,他说得缓慢而笨拙。

“每当我坐在厨房里,看着空无一人的灶台,我总是想,真希望妈妈在这里啊。”

苏菲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大多数人并不知情,这让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处境还算安全。苏菲的丈夫——也就是汉斯的父亲自然是知道的,他尽力隐瞒,并且筹划带着苏菲与汉斯早日离开德国,举家迁往瑞士。因为苏菲的父母亲早已移居到了那里。

苏菲在交响乐团就职,曾经是首席小提琴手,她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有广阔的社交圈,有不少狂热的音乐崇拜者,还长期参加好几个慈善基金会的活动。那段日子,丈夫劝告她低飞,尽量少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与人交往尤其要慎重,切不可与犹太人接触,以免引起当局的联想与怀疑。

有一回,乐团公事的缘故,苏菲接受邀请去一家儿童基金会参观。这家基金会有一群热心的编外志愿者,他们都是年轻的工程师,业余时间的爱好是给孩子们研发最新的益智玩具,还经常带着新发明去孤儿院,陪孩子们做游戏。

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中不乏苏菲的崇拜者,他们恳求苏菲去孤儿院做一场义演。其中最热心的是一个叫做伊莱的年轻人,从名字便能看出,他是一名犹太人。

只是一场义演而已,苏菲这么对丈夫说,她还带着汉斯一同前往,孤儿院里都是与汉斯几乎同龄的孩子们。那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下午,汉斯至今还记得阳光闪耀在教堂的尖顶与母亲的琴弓上,孩子们的脸上满满的笑容,各种形状奇怪的模型飞机在天空中滑翔和坠落。

伊莱的热情超出了苏菲的想象,他开始给苏菲送花,将系着邮票的玫瑰插在苏菲家的信箱里。他送来会说话的塑料娃娃,显然是按照他自己的模样制作的,五官画得颇为拙劣,对着苏菲滔滔不绝地着讲王子与公主的故事。他送来的八音盒里旋转播放的都是苏菲的照片,是他从报纸和杂志上搜集的彩页。

“他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呢。” 苏菲的丈夫说。

“他只是孩子气,年轻,不懂事。” 苏菲叹气,这样的人她也见过不少,徒增烦恼。

“可不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知道这么做给你增加了多少危险吗?他会连累你丢了性命。” 苏菲的丈夫决定提前逃亡的计划,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苏菲全家秘密搬家的一周前,伊莱又来找苏菲,他请求苏菲为他录一首儿歌。

“儿歌?” 苏菲有点恼怒,她是个古典音乐的首席提琴手,她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唱歌,而且还是唱一首童谣。

伊莱说,他想做个娃娃给孩子们,这娃娃会做成她的模样,还会唱歌,孩子们一定会喜欢,因为孩子们和他一样喜欢她。苏菲觉得他看上去傻到家了,真不敢相信这家伙居然是个工程师。

数日之后,就是历史上的“水晶之夜”。一夜之间,数百间犹太教堂与数千家犹太商店被暴力毁坏,数万名犹太男子被送往集中营。苏菲听到消息,伊莱失踪了,不仅是伊莱,儿童基金会的一大半青年志愿者都失踪了。

苏菲幸免于难,翌日一家三口就抵达了瑞士乡间。

如果苏菲就此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她的人生可能是世间人都认同的圆满,夫妇恩爱,子孙满堂,和孤独不会有一毛钱关系。然而苏菲无法忘记那一个名叫伊莱的年轻人。她压根不喜欢他,甚至有点讨厌他,那几乎等同于一个骚扰者。正因如此,她见到过他种种令人生厌的表现,他曾经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说不见就不见了,这会儿可能正在集中营里做苦力,或者已经被杀死了也说不定。

苏菲想要找到他,她拜托了仍然生活在德国的朋友,给他们频繁地写信、打电话,请他们到处打探,她甚至想要自己回到德国去看看。

“这太危险了。你跟他不应该有任何关系的你不记得了吗?只要你放弃找他,就没有人会怀疑你是个犹太人。” 丈夫的劝告依然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就扔下他们不管了吗?” 苏菲问。

苏菲也无法忘记在孤儿院义演时见过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真的一大半都失踪了吗?她记得他们有些人的脸,更多人面目模糊。还有她以前认识的许多犹太朋友,熟识的,或者仅是一面之缘,苏菲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已经全部身在集中营。听说在那个地狱里,每天都有人死去,他们遭受虐待和屠杀。

不论是她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有感情的,还是毫无交集的,当苏菲听闻了这一切, 那些人的痛苦与恐惧,她感同身受,并且为之悲伤不能自持。

直到那个时刻,苏菲第一次感受到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她和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所有人类,乃至所有陌生人都有深深的关联,她无法控制自己关心他们,为他们难过,想要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这件事情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和她一样的人类,他们不是家禽家畜,他们不应该遭到这样的对待。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认识。

苏菲终于决定要回到德国去寻找他们,帮助剩余的人逃出来。她与几家慈善机构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临走的时候,丈夫给了她一张冷脸:“我不理解,如果那些人是你的父母亲眷,我可以理解,可是我不理解你去为这些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人冒生命危险。我和汉斯难道不是你最重要的家人吗?你忍心就这么离开我们吗,为了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人?”

苏菲说,她难以想象,如果她只关心自己过上平安富足的日子,只关心周边最亲密的几个人,闭上眼睛不去理会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不去听距离自己并不遥远的那些陌生人的哭泣,这样的她,如何可以由衷地感受快乐。

可能人与人都是不同的,她恰好属于另一种,她感受到的安全、尊严、温暖与得不到这些的陌生人是相连的,与她息息相关的世界很大,远比一般人的世界大,而她明白她的力量很小,这几乎是个绝望的命题,然而她别无选择,她无法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唯有听从内心的指引。

这是汉斯三十岁以后,他的父亲才告诉他的。在此之前,他印象中的母亲极为模糊,因为他对她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

当他还是个孩子,他记得最幸福的日子,莫过于很难得的,母亲回家,有时候间隔几星期,有时候隔得很久,有足足好几个月,他都害怕她不会再回来了。母亲经过长途旅行,一身疲惫地回来,每次回来她总是变换了模样,穿着迥然不同的装束,有时看上去像个艳俗的阔太太,有时候像个村妇。她剪掉了长发,经常更换头发的颜色。他总是认得她。

母亲换掉衣裳,默不作声,无论看上去如何憔悴,她总是先来到厨房里为他做饭。看着母亲走动在灶台前,曾经是汉斯最幸福的时刻。汉斯偷偷望着她,然而他不跟她说话,他很生气,她又离开了这么久,她不够在意他。

汉斯还记得,当他用沉默的武器伤害她的时候,母亲寂寥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在黑夜降临的时候,她经常一个人轻轻唱歌,唱的都是一些旋律简单的歌谣。这让他觉得非常陌生,母亲以前是从不唱歌的,她是个古典音乐的提琴手,她说自己唱歌不专业,她也不喜欢不够丰富的音乐,总是笑话市面上可以被传唱的歌曲是“耳朵里无聊的虫子”,她甚至连摇篮曲都没有为他唱过。

他曾经以为这是母亲对伊莱依然存有内疚之心,毕竟他最后的要求是请她为孩子们录制一首童谣,之后这个人便消失在人世间,连一块骸骨都没能找到。

他也怀疑过母亲的变化是因为她有了其他亲密的朋友,也许她在照看另一些孩子,她愿意唱给他们听。他满怀嫉妒。

这个歌谣听上去满怀忧伤,怎么听都不像是可以娱乐孩子们的。

“我是一个陌生人哎,我偶尔经过了这个世界……”

直到很多年以后,他终于领悟到,这是应该母亲在为集中营的生活做准备吧。在监狱里,没有了乐器,没有了乐团的其他人,能以音乐慰藉孤单的,恐怕就只有这一些旋律简单的歌谣。这是最适合监狱的音乐啊。

在他十二岁那一年,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没有能够找到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没能找到她的哪怕一块骸骨。

父亲有很多年没有提起母亲,就好像他的妻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也假装他从没有一个母亲。他们刻意回避着这个话题,假装还在生她的气。直到父亲临终前,他跟汉斯说了很多母亲的故事,很多几乎是琐碎的细节,很多父亲并不理解的细节与絮语。

汉斯并不仅仅从事写作,他教书,更多的人生光阴中,他从事着监狱志愿者的工作,在监狱里教授音乐,辅导囚犯制作自己的音乐。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毫无理由地爱着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凑巧他也是。

“你们知道监狱音乐是什么样的吗?” 汉斯说,“非常简单的旋律,单一的乐器,甚至只是一些敲击的节奏,连旋律都没有。这是狭小空间里,手中空无一物,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的音乐。”

可能是得到母亲的遗传,汉斯也是一名音乐家,不怎么成功,没有他身为作家这么出名,只是年轻的时候出过几张唱片。

也是在监狱做义工的时候,汉斯才渐渐回忆起母亲唱过的那些歌谣,意识到当时母亲的心情,一个随时可能被捕、被送进集中营的女人,可能就是明天,就是当她再次离开这座瑞士乡间的房子,提着旅行箱踏入德国边境的那一刻。每一次在厨房里为自己的孩子下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时钟滴答作响,最后的时间正在流逝。

她知道自己的命运无法改写,这是她身为她自己的宿命,然而她也是凡人,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她想过要苟且偷生,放弃她对这个世界的信念吗?她想过留在卑微的生活里,与家人厮守,任凭那些陌生人在世上哭泣与死去,她只是专注于烤箱里一次次即将松脆的小饼干,直至变成一个耄耋妇人吗?每次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她曾一个人偷偷哭泣过吗?

当她在学着唱那些陌生的歌谣时,她在想些什么?这不是一些足够高级的音乐,不符合她作为首席提琴手的审美,然而这将会是她仅有的财富,当她被捉住手臂,塞进卡车,送往集中营,凭借着小小的财富,她仍然可以暂时保有她与这个世界相连的灵魂,忍受各种折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准备好了。

汉斯如常人一般结婚生子,这并没有太大用处。可以想象,任凭怎样的家人都很难理解,他们的丈夫与父亲花费绝大部分的时间去监狱陪伴一些囚犯,花费比陪伴家人多得多的时间去与一些危险的陌生人用音乐交流。

坐在人群环绕的沙发上,感觉自己格格不入,这样的一位祖父,应该比一个单身汉更加觉得孤寂吧。在家人欢快的吵嚷声中,汉斯总是望着厨房的灶台,他看到消失的母亲在灶台边上寂寥地走来走去,面对她沉默的儿子,她独自哼着那个孩子听不懂的歌谣,一支又一支。这是一种怎样的亲密啊,隔着跨越不了的时间,汉斯终究意识到,自己和母亲是同样的人,这种了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亲近,却注定是无法对话的。

因为即便懂得,也没有人希望与陌生人分享家人的关注吧。

“唉唉,没想到您老人家还是一个音乐家呐。” 有人插科打诨,似乎要打破此刻笨重得要压死人的气氛。

“可不是,要不要给你们开个私人音乐会呐?” 汉斯乐呵呵地开始点他那一盏烟斗,手指不太听使唤,点了几次都没点着。

“您老会什么乐器吗?”

“吉他够不够啊?别的都忘得差不多啦。”

“那就下周五晚上怎么样?安排在阁楼上好不好,还是我来召集?”

“没问题,可是这栋房子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像监狱的地方了,你知道我擅长监狱音乐,就怕折辱了这里的主人。”

“我倒是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座监狱,所以这音乐只要不带进棺材里,在哪里演奏都是最合适的。”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试图把空气中凝固的东西驱散。然而我们依然听到仿佛有人在远处歌唱:“我是一个陌生人哎,我偶尔经过了这个世界……”

窗外的树在风中汹涌作响,如同海浪拍打着房子古旧的墙壁。这真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歌谣吗?爱沙尼亚究竟在哪里,似乎就是邻国,一点都不远。

忽然间,我们想起了所有熟悉与陌生的国度,想起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陌生人。我们为什么身在此地,这个理由我们心知肚明,只是并不愿意有人真的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审视,这未免显得过于矫情了。

我们靠敲击键盘消磨一生的光阴,我们是可恶的家人,不负责任的情人,行事乖张的朋友,这么看待我们就好了,不要注视我的眼睛,免得让我掉眼泪。我想忘记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因为当这广阔世界的任何一根琴弦被拨动时,都会让我神经脆弱。我想忘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在意胜过其他任何职业,我想忘记我们对所有陌生人的关心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这可真要命。

厨房过道里的黑板上写着,今晚会有一名新作家入住,奥特,来自爱沙尼亚。

喝到半夜里,也并没有听到外面有旅行箱拖过鹅卵石路的声响。

等了足足三天,我依然没有见到这位爱沙尼亚作家。

“他已经到了,我见到他了。” 古妮拉没好气地说。原来奥特打呼,彻夜未眠的古妮拉翌日清晨敲开了他的房门,严肃抗议。这以后的两个夜晚,她再也没听到奥特的呼噜声。

“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没声音了就好。” 古妮拉一副不感兴趣的表情。

那天我在厨房隔壁的图书馆连续码字十一个小时,凌晨一点从图书馆走出来,经过厨房的走道,一个庞大的黑影让我吓得差点把电脑给扔出去。这是一位胖乎乎的先生,至少有两百公斤的样子,长着一张胆怯的面孔。我就这么见到了奥特的真身。

“别害怕,我帮你开灯。” 我以为他半夜肚子饿,摸到厨房里,找不到电灯开关。

“不用,我挺好的。” 他害羞地道歉,嘟哝半天没说出下一句话来。我看见他手里抱着条毯子。

他睡在厨房。事实上,他正打算将被子铺盖搬到地下室的桑拿房里,那里可以躺下,比他临时放在厨房里的那张简易躺椅舒服多了。关上桑拿房的大木门,怎么打呼都没人能听见了,只要没有人在外面打开桑拿加热开关,那里的气温还是很凉爽宜人的。

“那么白天呢?为什么我们白天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白天啊,我一般坐在森林中央的那个木头椅子上码字,几十种小鸟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有的还特别喜欢停在我的肩上呐。” 奥特告诉我,他在爱沙尼亚有一栋小木屋,就在森林中央,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属于森林。

离开哥特兰岛的航班是早上六点,我订了一辆出租车,五点来房子门口接我。

几乎所有人都问过我哪一天离开,具体是几点走,这只是一种礼貌,我懂的,大部分人都不会记得来送行这回事的,他们总是被码字的热情折磨得神不守舍。然而我还是特意选了这个在欧洲人看来早得离谱的时间,为的是可以干干净净地走,不要有人特意来送行,站在门口拥抱寒暄半天,没准还会掉眼泪。

我不喜欢道别。道别了如果再见,承担道别的伤感就毫无必要。道别了如果不再相见,就更无所谓在意道别的虚礼,反正老死不相往来了嘛。

不喜欢道别也是有代价的,比如说,没有人帮着提箱子。我身体孱弱,唯有一个强项,三十公斤的行李,我一个人提上提下五六楼是没问题的,省下了社交的尴尬,特别值得。

早上四点,我起床刷牙,手机响了一声,我差点把牙膏咽下去。

点开看,居然是奥特。他短信我:“你是今天早上走吗?”

走廊里漆黑一片,窗外冷雨连绵。只有奥特一个人站在走廊里等我。他帮我提箱子,摇摇晃晃提下楼,想了想,又提到大门外。箱子差点骨碌碌滑走,他一只手按着,伸出另一只手拥抱我,我就像被埋在一座大山的山坳里。随后他笨拙地在身上的大口袋里摸索,摸出一本小小的书,他的书,郑重地递给我。

都是作家之间的虚礼。好尴尬。

我发现其实奥特是外向型的,别看他经常说不出话来,他属于寡言的外向型人格。比如说,每次他在脸书上发照片,都会同步再给我发一遍短消息。

不久之后,天寒地冻,他回到了爱沙尼亚森林中央的小屋里,准备了充足的食物,点起壁炉的熊熊烈火,还搬回来一盆百里香、一盆罗勒,打算在那里蛰伏整个冬季。

我看了照片之后问:“你不会打算慢慢吃掉你的室友们吧?” 我指的是那两盆香草,通常人们总是在厨房里养着几盆这样的香草,烹饪的时候摘下几片叶子,放进煎盘、烤箱或者色拉里。然而在这样的小屋里养着两盆香草,感觉就不太一样,这仿佛相依为命,要是随意砍断它们的手脚,放进餐盘里吃掉,未免太残忍了。

“当然不会啦!我保证我另外准备了调料。” 旋即他又拍了一张照片发来,是他的大脸盘和举起的一大口袋风干的各种香草。

原来和我想的一样,他真的是将这两盆香草当做室友看待的。孤独人都是温存的,所以只配跟植物作伴。我默默给他脸书上的新照片点了个赞。

在哥特兰岛遇到的这么多朋友中,我只给他点过赞。虚礼,真是没办法。

责任编辑:金子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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