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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 作者/唐冲

发布时间:2021-06-04 23:53|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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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少年时代写下的第一个故事里,主角出发的故乡小镇叫风镇,因为它在山腰上,风多。这个小镇其实就是我的故乡。后来的许多故事里,我也常常提到风镇的名字,是因为那几条窄窄的街道拼凑起来像一朵蒲公英,经不得风吹。那时候我老觉得人生轻盈得像蒲公英,风往哪里吹,人就得往哪里飘走。

 

风镇其实不叫风镇,叫“鲜店”,藏在四川东北的群山深处。九岁那年,父母离婚,我从自小生活的大连回到那里,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为了让我尽快熟悉本该熟悉的故乡,我不太熟悉的爷爷给我讲了关于鲜店的许多故事。例如这里历史悠久,生活着好几万人,战争年代时土匪横行,红军曾经来剿过匪,几十年后剩下了几处留着枪眼的红色遗址。嘉陵江的支流穿过整个小镇,并在镇子十公里外蓄成水库,每年都会淹死人。最应该记住一点是,我们唐家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在他之前,从没有人去过更远的地方,爷爷说:“这里就是我们的根。”

 

许多年以后,我终于理解了爷爷的一片苦心,但依然无法把这里当做我的根。事实上,从回到小镇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没有故乡了。爷爷说,长大以后,我不必留在这里,只需要我不要忘了这里。

 

“人这辈子要送别很多,不必强求,但千万不要忘了他们。”爷爷没读过什么书,但喜欢讲道理,家里人都不喜欢听,他只能对我讲。

 

回到镇上后,爷爷常带我去附近的山上放牛。我在树林里玩得一身汗,他坐在草地上,摘下帽子,懒洋洋地晒太阳。心情好了,他会叫我过去,讲一些从前的故事。有时候他还会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那时候我对这些毫无兴趣,在他身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再睁开眼,已经是傍晚。

 

回家的路上,我们行走在火红的夕阳下,我摘些野花野草,揉成一团,当做子弹扔出去。有时候也学着爷爷不着调地唱歌,然后看着他笑。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2014年冬天,我爷爷的棺木,就在小镇的尾巴上搬出家门,一路吹吹打打,抬了二里路,送到山沟的村子里。那里有一座土墙房子,是爷爷的出生地和年幼时的住处,七十年后,他葬在那座老房子对面的荒地里,背靠着山和一棵巨大的树。那座山上葬着他的父亲,山下成了他死后的住所。

 

沉重的墓碑上刻着他大大的名字,大大的名字右侧,是他的妻子、儿孙、媳妇。七十年岁月,留下了这些。

 

唐家在小镇上算是大家族。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年,小镇的山里藏着数帮土匪,横行乡里。曾祖父是个农民,但能说会道,通达世事,在土匪间周旋,保持平衡,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军队来剿匪,曾祖父顺水推舟,帮着不少人免了罪,军队走后,曾祖父在乡里更受尊敬。

 

曾祖父娶过两个女人,膝下有七个儿子、四个女儿,爷爷是他第三个儿子。时过经年,这十一个兄弟姐妹各自分家,有了子女,长了白发,我的爷爷也从“三哥”变成“三爸”再变成“三爷爷”。几十年里,家族开枝散叶,子孙众多。

 

到了我这一代,曾祖父建立的整个家族已经四散天涯。仅剩下的,是一座空空荡荡的祠堂,就建在养活了十一个孩子的故居山顶。只有还活着的家族老人,偶尔会去那里坐坐。我只记得那是整个小镇最高的山,清晨可以看到大雾笼罩的辽阔的群山,山下是密密的柏树林,风一吹,树木就簌簌地响。

 

爷爷生前是那里的常客。他是个念旧的人,各有各的人生,从前的故人们陆陆续续真的成了故人,他只好到那里,吹吹风,见见还在的人,翻翻族谱,以做慰藉。

 

爷爷和曾祖父性子不同,是个善良老实的人,话不多,但让人心底踏实。奶奶十七岁就嫁给爷爷,或许也是因为这点踏实。那时候爷爷二十五岁,个子不高,身材瘦弱,但做事勤快踏实,为人仗义,人缘很好,大家都叫他“三哥”,奶奶嫁过来后,也跟着叫他“三哥”。

 

家族世代农民,正值青年的爷爷不满于此,想学门手艺,做个受人尊敬的手艺人。或许是因为奶奶那时怀了孩子,也或许是爷爷的想法太像偷懒,曾祖父不准他走。结果爷爷在此事上一反常态的坚定,和曾祖父大吵一架,听说差点动了手。

 

这件事后,爷爷和曾祖父真正的分了家。爷爷和奶奶搬进了村子外面一间小小的泥瓦房里,连吃水的井都没有。至于奶奶那里是如何解决的,只有他和奶奶知道。这场对生活的反抗最后在爷爷的义无反顾下告终。

 

于是在奶奶怀我伯父的时候,爷爷跟着亲戚去了另一个县城,一年后,他提着一个重重的木箱子回到家,奶奶正在屋里缝衣服,我的五奶奶在堂屋里抱着一个婴儿。

 

“三姐,三哥回来了哟!”

 

奶奶立马走出来一瞧,爷爷正提着木箱子,一头汗水地站在门口。

 

“回不回来又咋个,他不在还是一样的过!”奶奶盯着爷爷,气狠狠地说了一句,又回身进屋了。

 

爷爷讪笑两声,局促地坐下去。

 

那之后,爷爷成了木匠,给人做家具,也给人做寿材,慢慢有了些名声,远些地方的人开始叫他“唐木匠”。

 

八年后,唐木匠亲手给自己的父亲做了副寿材,放在后院的一角,盖上塑料和谷草。那时候伯父已经是个调皮的小孩子了。有次他去曾祖父的房子玩,探索到了后院的角落,掀开谷草,躺在棺木上。爷爷和奶奶找了他很久,最后被来照顾曾祖父的二爷爷发现,回家后,爷爷打掉了伯父一颗牙。

 

寿材只放置了半年。那年冬天,爷爷和兄弟姐妹商量着,把曾祖父葬在了老房子对面的山腰上。那时候太穷,只是堆了几块石头,石头上刻出名字,在凹痕里涂上颜色,算是墓碑。

 

曾祖父死后,唐木匠就消失了。爷爷突然放下了手艺,成了彻彻底底的农民,就像他的父亲一样。爷爷是个念旧的人,这其中或许多少有曾祖父离世的原因。那时候爷爷三十二岁,送别了他的父亲,像是完成了一场真正的成年礼。

 

后来我的父亲出生,爷爷和奶奶也从山里搬到了镇上,那座石头砌的小房子和新生命的降临,花光了他们所有积蓄。奶奶不得已四处赶场,卖些鸡蛋、野菜,做起了小生意。

 

那座石头砌的小房子,直到伯父结婚时才翻修成两层小楼。爷爷和奶奶带着两个儿子,在那个漏风的房子里生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里,爷爷的兄弟姐妹们离开的离开,离世的离世,只剩下几家人留在小镇上,彼此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他们一家人相依为命,度过了历史书上记载的种种动荡,度过了饥饿与贫穷,度过了送别故人往事的每一处人生节点。

 

爷爷变得沉默寡言,白天干活,夜里喝酒,一沾床就呼呼大睡。这样的日子看不到未来,奶奶提着一口气,一个人挑起了对未来日子的盼望。两人就这样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父亲十八岁时,爷爷才重新打开那个尘封了几十年的木箱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乡镇里的手艺人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受人尊敬,青年们都想往外走,挣大钱。爷爷对此有些排斥,认为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挣大钱就是放狗屁。

 

父亲告诉我,那时候有个亲戚在做时髦的无线电,父亲想去学,那人要求给八十块钱的学费,央求了爷爷许久,爷爷还是拿不出这八十块。

 

爷爷打开那个木箱子,让父亲看看里面快要生锈的工具。父亲明白他的意思,说:“爸爸,我不想做木匠。”

 

“做了,才知道想不想。”爷爷回答。

 

“你不要逼我。”

 

爷爷沉默了。

 

在父亲的叙述和爷爷的叙述里,对于这个片段的回忆极其一致。我问过爷爷,为什么当时说不出话来。爷爷没有回答我。后来奶奶告诉我,爷爷年轻时要离开老家去学手艺时,也对曾祖父说过同样的话。

 

那次争吵过后,父亲偷偷准备着逃离家庭。爷爷自然发现了父亲的举动,但他保持沉默。一个月后,父亲独自坐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他去了石家庄,去了北京,去了烟台,最后坐船去了大连。

 

在大连,父亲身无分文,被人骗上货轮当船员。在船上吃了一顿饱饭后,父亲突然警觉到不对。他悄悄打听,才得知那艘船开往东南亚,不知何时返航。于是父亲趁人不注意,偷偷逃走,但离开时还是被人发现了。他从旅顺港一路拼命地逃,躲在桥洞下,跳进水里,钻进树林,直到看不见了追他的人。

 

父亲走了一天一夜,走到了大连。他投奔了小镇上在大连谋生的人,介绍身份后,得到收留,短暂地住了下来。出门飘荡了快一年,在那里,父亲终于给爷爷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信。

 

爷爷对我讲,父亲的那封信让他流了很多眼泪,后来他把那封信装了起来,锁在箱子里,保留了十几年。直到爷爷得病后的一场火灾,那封信才随着箱子一起变成了灰烬。

 

三年后,二十一岁的父亲从北方回到家乡,带回了一个女人,是同乡的远房亲戚,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回来后,父亲认了命,留在了小镇上。爷爷那时候才重拾起年轻时的事业,拿起工具,教父亲怎样成为一个木匠。

 

又一个三年后,二十四的父亲带着母亲和两岁的我北上,回到大连,他们相遇的城市。我在那个城市度过了整个童年,同学们知道我是外地人,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四川。他们问,四川哪里?我说,不知道。他们笑我,你连自己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我说,我是大连人。

 

2009年夏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踏上归乡的火车,我躺在硬座的座位下,吃着母亲剥好的橘子。父亲和母亲一路沉默。火车也沉默。我们一路穿过华北平原,经过陕西,经过湖南,最终停靠在同样沉默的县城外。

 

距离小镇六公里外的一处土丘上,父亲和母亲在争吵些什么,不远的地方,爷爷和外公站在一起,客气地说着话。我爬上土丘顶,用树枝在泥土上画了一个孙悟空。外公和爷爷叫我下去,问:“如果爸爸妈妈分开了,你想跟着谁?”

 

我想了想,说:“都跟。”

 

那是母亲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我留在小镇上,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至今没有回过大连。也是那时候起,我成了一个没有归属的人。两年后,父亲和母亲重新组成了各自的家庭,有了各自新的孩子,那年我十一岁,也是那一年,爷爷患上了膀胱癌。

 

父母离婚的原因很多,但婚姻说到底是两个人的事情。爷爷一直很喜欢这个儿媳妇和她懂事讲理的娘家人,他们离婚后,爷爷责怪了父亲很久。父亲二婚的婚礼上,爷爷喝得大醉,父亲和伯父送他回家休息,爷爷躺在床上,对父亲说:“老二,不值啊。”

 

那时候爷爷已经戒酒很多年,且患病不能喝酒,但众人拗不过爷爷。用父亲后来的话讲,那天喝的每一口酒,都是爷爷打在他身上的鞭子。

 

爷爷的病越来越重。

 

2014年夏天,爷爷的七十大寿,伯父一家在广东,父亲一家在宁夏,都回不来。我从学校请了假,骑着摩托车驶过三十多公里山路,回到小镇上。父亲转来钱,让我买些菜,买个蛋糕,陪爷爷说说话。

 

那时候爷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只能在痛苦中等待着最后一天的降临。每次回去,都能听到爷爷在房间里压抑着的、痛苦的呻吟。曾经满是书香和木屑香气的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臭味。

 

奶奶每天照顾他,收拾卫生,擦拭身体。爷爷维持着老人最后的尊严,不愿奶奶碰他,一碰他就骂人。于是奶奶也一边照顾着一边骂:“你个老不死的东西,不想活就别拖累别人。”

 

爷爷一听到这话,又只能沉默。

 

七十岁生日那天,在奶奶的抱怨下,爷爷喝了一两白酒。这一两白酒似乎给了他许多生机,那天他忍着痛,笑着给我讲以前的事,问我现在的生活,也问我将来的打算。

 

“冲娃子,别人不要你,自己要争气,响鼓不用重锤。”

 

“晓得。”

 

“学校放假了,多回来看看。”

 

“好。”

 

“家里没有读书的,你要考上大学,我的这些书,拿去看。”

 

“我会的。”

 

爷爷满足地笑了笑,我搀着他一步一步走回房间。一阵风从窗户吹进来,书桌上那两本厚厚的、没有名字的书和挂在床上的蚊帐都被吹了起来。爷爷看着窗外夜色中的层层山林,对我说:“你走吧。”

 

那年冬天,爷爷已经很少下床了,我们每天把熬得很稀的粥送到床前,他也只喝两口就不再吃,只是呆呆地盯着那间屋子。街上的人议论说:“老人家怕冬天,三爷恐怕够呛了。”

 

夜里我敲开那家人的门,手里拿着刀,说:“你他妈再逼逼我把你嘴缝了。”

 

那家人找到了父亲,出乎意料的,父亲没有因此打骂我。我们依旧日复一日地照顾着。所有人都提着一口气,小心翼翼且恐惧着那一刻的到来,除此之外,任何事情好像都无足轻重。爷爷的眼神日渐无光。在巨大的真实面前,一切欲念都只能像风一样轻飘飘地经过。

 

元宵节过后,父亲的工作要开始了,和爷爷长谈告别后,父亲驱车离开,那是他们今生见的最后一面。

 

两天后的凌晨一点半,奶奶哭喊着把我们叫醒。那天夜里我反常地难以入睡,凌晨听到奶奶声音时还游离在半梦半醒间。奶奶的哭声让我瞬间清醒过来,我明白那一刻终于降临了。

 

后来奶奶告诉我们,头一天晚上,奶奶去给爷爷盖被子,爷爷拉住她的手,说:“明天你不要去赶场了。”

 

奶奶说:“好。”

 

凌晨,奶奶起床去看爷爷。爷爷的手臂放在被子外面,闭着眼睛。奶奶摸到了爷爷冰冷的手臂,愣在原地。不久后,房子里响起奶奶的嚎啕。

 

接下来是一切后事。请来阴阳先生,给爷爷穿衣服、化妆,放鞭炮,布置灵堂。我给父亲打去电话,电话通了,我们互相沉默。我听到电话那头的父亲叹了口气,我说:“回来吧。”

 

“嗯。”

 

接着,我独自回到二楼的房间,给远嫁东北的母亲打去电话,通知爷爷去世的消息,母亲也沉默住,然后在电话的另一头啜泣。母亲说,当年嫁到这里,只有爷爷把他当女儿,当家里人。爷爷生前一直为着母亲的离开耿耿于怀,觉得唐家人对不起她,母亲一直明白,可世事难过,正在于此。

 

堂屋里,爷爷身体瘦得像个孩子,好像只剩下一层皮肤覆在骨头上面,这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模样。伯父和几个大人在楼下收拾着爷爷的遗物,奶奶坐在后院的椅子上嚎啕大哭,两位堂哥在一旁安慰着奶奶。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户边,窗外的一切都是黑暗的,甚至看不清远山的轮廓。我没有悲痛,只是平静到极点,像是坠入了某一种真空,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一点一点地从你身体里抽离掉从前旺盛的生命力。

 

我甚至无比清醒,仿佛能看到这个家庭的往事和复杂的情感实质化地汇聚在一起,像一团膨胀的光芒,越来越大,大到极点,这团光芒就会爆炸,碎落一地。

 

后来,我在爷爷的遗物里,找到了他临终前翻看了几年的那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

 

爷爷患病后,开始信教,名字叫“全能神教”。这个组织在后来被政府认定为邪教组织,专骗农村对宗教信仰缺少了解的老年人。可爷爷看的那两本书是《圣经》,也并没有宣扬“得病不治疗人死不下葬”一类所谓的教义。

 

一些阳光充足的午后,爷爷坐在书桌前,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两本书,每一页上都有爷爷做下的笔记。那时候很多人传爷爷信了邪教,我也因此对爷爷有了些异样眼光。最严重的时候,听说警察要抓人,爷爷躲到了成都,过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可是爷爷什么都没做过,他只是病了。

 

那时候我正试图堕落,从一个好学生,变成混混,好让各自重组家庭的父母重新关注我。爷爷常常拉我进他的房间,他坐在书桌前,我坐在床沿上。他慢慢地给我读书上的内容。阳光照耀着这个戴着帽子的驼背老头,他近乎虔诚地告诉我:“你要做个善良的人,要相信主,不要去学坏,不要去怨恨你的爸爸妈妈。”

 

我冷笑,说:“我不信你这些,要是真有神,当初就不该让他们把我生下来。”

 

爷爷叹气:“没事的时候,把书拿去读一读,主会救你。”

 

那几年,也许是爷爷活得最心安的几年。因此,我反而有些感谢他虔诚信仰的“主”,爷爷没有做坏事,反而得到了信仰给予他的纯粹和心安。不必怀念故人,不必回首往事,不必悔恨,也不必悲伤。

 

主没有救我,也没能救他。爷爷死后,家里没有了信仰,只剩下生活。

 

爷爷的遗物里,和两本《圣经》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写着“神爱世人”,本子里夹着父母没离婚前,和爷爷奶奶、伯父家一起照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我小小的,被母亲抱在怀里,所有人都笑着,背景布上印着粗糙的北京天安门。照片的背面是父亲和母亲一人写的一句“家庭圆满”。

 

伯父在爷爷的遗物中找到三万多现金和几本存折,其他的遗物都被堆在后院,床也拆了。后来这些东西被一车拉上山,烧成了灰。一个人存在过的证明,就这样消失了。

 

爷爷去世后,父亲赶回来,和伯父请阴阳先生算好下葬的日期时辰,棺木在堂屋里放了五天。棺木下的灯不能熄灭,需要随时添油。在那之前我很害怕鬼,但那几天自告奋勇守夜。

 

父亲搬来音响,循环播放着莫扎特的《安魂曲》,长久燃烧的香蜡气味让人昏昏欲睡。我却格外的平静,既没感到害怕,也没感到困倦。我躺在堂屋侧边的床上,仿佛在做一件极庄严的事,这件事为了爷爷,也为了救赎我自己。那时我真希望世上有鬼魂,这样我就能告诉他,我终于想明白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就在他身上,在我父亲身上,也在我母亲身上。我的根在那些从我生命中已经离开的人,和终将离开的人身上,不是哪一片土地构成了我,是他们构成了我。

 

接下来是下葬、酒席。

 

我们随着抬棺的队伍一路上山,天上下着小雨,所有人的衣服都被打湿了。到了墓坑前,棺木放下地面,第一串鞭炮在群山间炸响。我们站成一排,烧纸,磕头,抓米。接着众人再次抬起棺木,落进墓坑里,第二串鞭炮随着炸响。我们走到墓边,依次拿起铁锹,往里面铲了三次土。细碎的黑色泥土滑过棺木,就像雨水滑过我们的身体。

 

道士让我们背过身,扯起背后的衣服,依次放上一把米。

 

“别松手,不要回头看。”道士说。

 

道士念着经,把米又抓了回去,撒在地上。

 

“走。”他说。

 

我们离开了。没有回头。这场仪式结束,爷爷就此成了那里的一块墓碑。

 

开酒席的那天,陆续赶来的晚辈在灵堂前跪下磕头,老人们站在一旁看着屋里的棺木深深叹息。四散天涯的家族在那一天汇合,送别这个生前总是笑着的驼背老头子。父亲和伯父与众人说笑着,一个个地敬酒,从容不迫地完成着做儿子必经的这一场热闹的仪式。

 

忙完所有的事,家里所有人又陷入虚脱的沉默里。没人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家庭中心的永远离开,他是我们的丈夫、父亲、公公、爷爷,他善良淳朴、受人爱戴,我们中没有一人能够像他一样活着。应该如何面对,以悲痛,以平静,以沉默。

 

爷爷葬在曾祖父的脚下。

 

每年的大年三十早上,还住在小镇上的本家人都会一起上山祭祖。家族人多,每年都是浩浩荡荡几十人,从镇上慢慢走到山上,祭拜曾祖父、两位曾祖母、四爷爷和五爷爷。爷爷葬下后,这条路线上就多了一处停留。

 

世界依然要运转。

 

一切后事结束,父亲急着离开。那时候我已经辍了学,背了一本《黄金时代》和几篇书稿,想去大城市看看。父亲这次临走前,长谈的人变成了我。他说:“出去以后,一切小心。”

 

我点点头。

 

父亲起身,走到门口时又突然说:“你爷爷以前给我说,响鼓不用重捶,这句话我现在也说给你。”

 

“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离开了,没有道别,也没有让我送他。又过了几天,伯父一家和堂哥也启程去了广东。除了我,家里只剩下奶奶和年幼的弟弟。每个人都还要自己面对人生。

 

爷爷的遗照挂在堂屋的墙上,照片里,爷爷笑得很开心,在他生命最后那几年,我从未见过他笑得那么开心过。临走前,我对奶奶说:“在家注意身体。”

 

奶奶手里忙着做事,没有回答我。

 

我又说:“我们都走了,会常给你打电话的。”

 

奶奶没有回答。

 

我站在原地良久,再次开口:“我走了。”

 

“多吃饭,别冷着。”

 

走出门后,奶奶颤抖的声音才传出来。

 

爷爷的书放在我的书桌里,那个笔记本,我装进了包里,带上了火车。那时候是春天,天气变暖,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了,山野里像是铺了一层鲜艳的地毯。火车一路南下,途经贵州、湖南、广西,在贵州的土地上,我看到一个男人跪在油菜花地外的坟前磕头,身旁放着灰色的背包。

 

他也许要远行,像父亲,像伯父,像我两位堂哥,或者像我。他要去更大的世界,可支撑着这一切的,埋在某一方土壤里,刻在墓碑上。我们生命的某一部分,随着一块块墓碑,也随之定格、停留。许多事都像夜里的烟花一样,升空,爆炸,灿烂,坠落,最后回到平静的黑暗。

 

那年我十四岁,离开学校,只身前去纷纷扬扬的社会,奔赴另一种人生。从爷爷患病,到爷爷去世,再到一切结束,我一直没有流过泪,因为我并没感觉到值得落泪的难过。

 

直到在南下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掠过的大地,才想到这世上已经再也没有人会带我去放牛,再也没有人会告诉我不要去恨爸爸妈妈,再也没有人教我应该记得那些离开的人、遥远的事。淡淡的悲伤忽然涌上心头,继而汹涌澎湃地席卷了我。我迅速躲进火车的厕所里,憋着声音痛哭。

 

过去了七年。今年我二十一岁,大学学业结束,预备着再次迈入社会。伯父一家在广东的工地上谋生,“一家人内心的荒凉被机器的轰鸣声震碎”。大堂哥结了婚,有了儿子,家庭美满。二堂哥也买了车房,彻彻底底地离开了小镇。父亲和继母离了婚,因为有我这个前车之鉴,两人为了弟弟的成长,在市里买了房,共同陪伴抚养。

 

弟弟九岁了,是我当年回到小镇时的年纪。我问过弟弟,还记不记得爷爷的样子。弟弟说,只记得堂屋里挂着的遗照了。大年三十的早晨,弟弟学着我们,在爷爷坟前跪下,磕头。但那方土壤下埋葬的生命,在弟弟的生命中永远只剩下一个名字,一个身份。

 

我们越走越远。

 

家里只剩下奶奶,背负着几十年的往事,孤独坚毅地生活着,姿态伟岸,像是在坚守些什么已经失去意义的东西。

 

我离家最近,一年最多也只能回去两次。家里更新的家用电器和电子设备,奶奶不会用,也不愿意到城市里生活。每次回家陪着她,她对现在的生活只字不提,只愿多听听我在外面过的日子。

 

2020年,爷爷已经离开了快七年。夏天回老家看望奶奶,临走时,这个要强的老人第一次在我面前袒露出脆弱的一面。她说,以后多给她打打电话,要是想看我们,就到邻居家借用手机打视频。

 

奶奶说:“我会提前跟你们说,不会耽误你们时间的。”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是瘦小的奶奶背着背篓走进家门。她放下背篓,洗了洗手,从冰箱里拿出热了两顿的剩菜,去厨房做了一碗面。她把面端到堂屋宽敞的大圆桌上,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说了好一会儿,没人回答,她放下筷子,抬头看着墙上爷爷的遗照,说:“三哥,到头来,就剩我们啦。”

 

黑白照片里的小老头微笑着。

 

她盯着照片里他的眼睛,骂了一句:“你就是不想我过得好,死得好。”

 

小镇常年的风会吹过她灰白的头发,就像过去几十年里一样。那些野草野花和遥远的风,为她的一部分人生做了注解。

 

有些事情,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离开的人,变成清明时群山深处鞭炮炸响的回声,变成一缕缕香蜡燃烧升腾的青烟。他们不在这世上了,又好像还在,只是从砖砌的大房子住进了一方小小的棺材里。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我们拼了命地奔向同样的终点,一路上甚至来不及告别。过去的人和事就在这样慌乱的旅途上、在记忆里,给我们的灵魂纹身,一笔一画,深入骨血。到了我们该离开的日子,这个刻了一辈子的图案,就变成这漫长且平凡的一生的图腾,变成我们唯一留下的东西。我们活下去,就像那些离开的人,曾经做过的那样。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责任编辑:梅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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